陋蓬杂谈

刚刚看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本书带给我的心灵震撼久久不能平复。文化大革命对于我这样的95后而言只是历史书上的寥寥几句，课后只要按照课本要求背下文革的起止时间用来应对考试，所以在学习之后而我们所能记住的也只有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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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那些被文革迫害过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了，即便有也是国宝级的大家，不是我们这种平头百姓能够接触到的。幸好有季羡林先生留下的书，让几十年后的我们甚至千百年后的我们的后人都能够了解到那段黑暗的历史。

文革所革的无非就是各行各业的领导，以及稍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文艺大家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头等革命对象。工人停工，农民停产，学生停课，所有曾经被“压迫”的人都奋起反抗。在那个时候批斗是无罪的，欺凌是道德的，甚至杀人都是合法的。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前是北大的一名系主任，由于他受过十多年政治课的洗脑，在文革前期一度认为文革是正确的，也正是他的这种思想让他在文革前期成为边缘人物，没有受到很大的迫害。只有一次他看到楼下的大字报上写着赫然写着他的“大名”，文书：“季羡林交3000元钱到某男生公寓”，这样的大字报是小红卫兵也就是他的学生写的，换做其他有“气节”的老师定然是不会送钱的。可季羡林却不是这样，他马上去了银行，取出3000元钱恭敬的送到指定的学生宿舍。只是学生看他送钱来并没有收，也没有为难他，只是让他快点离开。这只是他文革前期“安逸”生活的一个小插曲，相比于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来说，实在是不足为道。

这不经让我想起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写到，钱媛一人能在十年文革中“独善其身”，甚至还能偶尔接济父母；读的时候我挺佩服钱媛的能力，现在想来她能在文革中安然无恙无非就是在小红卫兵面前卑躬屈膝，对他们百依百顺，不然一旦被人找出丝毫破绽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文人大多重视“名”远高于“命”，所以很多文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以保全自己的“名”不被玷污。委曲求全对于很多文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这点上我还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不过当一个人在被压迫的环境下选择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未尝不是对生命和对世界的敬重。但是相比较而言，忍一时的屈辱活着才是更好的选择，活下来你才会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活下来你就成了历史的见证者而不是历史的牺牲品。

季羡林先生的好日子也没有多久，很快就到了头，他也被小红卫兵拉去批斗，被打被骂，被抓去劳改。

季羡林先生研究过地狱的由来，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有信仰在的地方就会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相比于东方地狱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西方的地狱大多恐怖的很单调，最坏的也莫过于但丁在神曲中对地狱的描述。

任何想象都不会受伤空穴来风，如果人们从来都是生活在温柔富贵乡中又怎么会去想地狱的模样呢。地狱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人们对古代官吏对待牢狱中的犯人们所用的极刑的记录。

季羡林先生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一分为二的看，文革也不全是缺点，青年们在抽打他们那些“鬼”的时候，锻炼了臂力，胡编他们罪名的时候提高了诡辩的能力，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不就是诡辩能力很强嘛。这些看似褒奖的话，无不充斥着一个为人师者，一个年过五旬的老文学家的悲哀。

现在的我们在读那些关于文革的记录都会震惊于那些青年学子，下层百姓的做法，无法想象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粗暴甚至是残忍的对待那些自己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人。

我觉得恰是这样的行为才真正反映出了深埋在每个人心里最黑暗最阴暗的一面，如果把文革放在现在，我们做的未必会比前人善良。现在网络上动辄出现道德绑架，富豪明星不给穷人捐钱或者捐钱捐少了都会被网民们“围攻”。这样的做法和文革时期普通百姓欺凌富豪领导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站在朗朗乾坤之下肆意妄为，而我们是躲在电脑屏幕之后冷嘲热讽。

由此可见仇富心里是根种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对于学生而言学校老师就是剥削自己的人，对于普通工人民众来说领导就是压迫自己的人，乡绅富豪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钱是从何而来？不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人们可以无惧无畏的把自己内心最黑暗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之下，同时还能得到嘉奖。换而言之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做到不参与，不奚落，不欺凌吗？很显然是不能的，这不是文化和素质的问题，这是人的本性。荀子提出的“性恶论”，文革就是对他说法的最好的佐证吧。

季羡林先生还说到，文革期间对他们那些“鬼”，有两个规定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一是走路不准抬头，二是任何时候不准跷二郎腿。因为不准抬头，先生时常能在地上捡到一些钢镚，而文革时他们这些“鬼”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6元，吃饭都不够，所以捡到钢镚无异于上天的恩赐。而在以前，任何时候先生都不会要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买东西时店员算错账多给了钱，他也会特地从家跑回店里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拾金不昧是从古宣扬的优秀品质，但在那时这些品质都早被抛之脑后，可见文革害人之深。

文革被批斗的人中也有一些享受特殊待遇的，他们的待遇当然不是凭空得来，那都是他们“智慧劳动”所得，这些享受特殊待遇的人，若是放在战争时期就会被称为汉奸内鬼。

他们时常向红卫兵领头的汇报“犯人”们内部的情况，这些人也曾是红卫兵领导的老师或者领导，现在却要像狗一样趋炎附势的哄着以前那些连和自己说话资格都没有的人，以求获得好的待遇，想来尊严尽失才是他们付出的最大的代价。

这样的人是在文革那样特殊的时期里，他们的本质被无限放大，才会表现的那样猥琐令人厌恶。可看如今的社会，多少人在私下里说的满是对领导对富豪有多么多么的不屑与鄙视，可当真正遇到领导或富豪的时候又恨不得自己是个黏粑糖就此附在他们的身上以期获得一星半点的好处。这种行为是圆滑世故的处世之道还是阴森黑暗的人性本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可以尽情的评论往事。可历史真正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多的应该是以史为鉴，看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