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师

我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位年近70的老教师，姓赵。每次我们放学、老师们下班后，她总是步行回家。那时父亲骑自行车接送我上学，每次在路上遇到赵老师，总是热情地让她坐在车后，捎她一段路。一开始赵老师不好意思，后来就坐上了父亲的自行车。于是父亲的自行车上，前面的车大梁上坐着我，后边的车座上载着赵老师。父亲一边骑车，一边跟后座的赵老师聊天。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记，难以忘记父亲那种天性中的热情与善良。

我上初中时，学英语从国际音标开始学。我小学的时候没学过音标，也没什么英语的基础，所以听写音标时经常写得一塌糊涂。当时英语老师经常把我的听写挂在教室的墙上“示众”，让我幼小的心灵备受伤害。后来换了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姓李，她发现我的记忆力和模仿力很好，就有意地鼓励我忘记音标，跟着磁带背诵。说实话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背的英语是什么意思，但是总是能“差不多”。每次我背诵对话或者课文，李老师就使劲地表扬我。就在这样的鼓励和赞扬中，我找回了自信，也喜欢上了英语课。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决心：长大了，要当一名老师。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位数学老师姓曹，他醉心于教学，也是年级的教学组长。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百讲不厌。故事的大意是早期欧洲有位数学家（貌似叫欧拉），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去思索一道数学题，后来数学题解开了，他的眼睛也瞎了。曹老师故事背后的意思很明确：要有钻研精神，不怕吃苦。可那时我就想不明白：解一道数学题，难道比眼睛更重要吗？

曹老师还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看某班的某某，数学很好，可就是贪玩，喜欢踢足球。我经常对他说‘解开一道题的快乐，难道比不上你踢进一个球吗’？”。每次听了这话我都很不理解：踢球有踢球的快乐，解题有解题的快乐，这俩能放在一起比较吗？

我高中文科的班主任姓狄，狄仁杰的狄。记得有一次我闹情绪，辞去了班长职位。过了大概一个月，又厚着脸皮重新“就职”。当时在教师休息室里，我对狄老师说：“我怎么有种封建君主复辟的感觉？”一句话把狄老师逗得大笑。

我高中时代的成绩一直在班里的七八名（全班78人）晃荡，很稳定。有一次考试完了给成绩前十名的颁奖，奖品是我用班费买的笔记本（notebook，不是laptop）。狄老师给我的赠言是：“我想，凭着你的善良、热情和真诚，你会成功的！”——至今还珍藏着这个本子。

我上专科的时候“早恋”，在我们那个封闭的小城中的封闭的校园，这被系里的领导视为洪水猛兽。当然我和女朋友没有少“挨整”。后来听隔壁班里的一个好友对我说，我们的书法老师在他们班里提到了我们，说：“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不知道系里的领导怎么想的！？”。

上专科时特别喜欢我们的一个心理学老师，高高瘦瘦，戴着厚厚的眼镜，很幽默，还记得他的一句“名言”：“我此生有三个愿望，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三是当万元户。”

还是在专科，我们有一个特别nice的来自英格兰的外教叫Richard，典型的英国绅士。有一次上课他让我们表演英语小品《灰姑娘》，很不幸，我抽到的角色正是“灰姑娘”。我反串了一把，把班里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我确实是认真演的。Richard看完我的表演，对着班里的同学说：“Fred如果将来做老师，课上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学生一定都会觉得很亲切，很喜欢他。”后来的事实证明，Richard看人没错。

我在山东师大读专升本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教我们英语精读的老师姓李，我跟他私交很好。上课的时候他很“维护”我，记得有一次我给班里背诵《I have a dream》，把班里背出“一身鸡皮疙瘩”，李老师笑着对班里说：“这就是年轻人！”一句话，让我又找回了自信。

还是读专升本的时候，那会儿我专心准备北语的研究生考试，英语专业课的成绩在全班倒数，弄得我极度郁闷。后来我们的商务汉语老师潘老师有一次在课上聊起了考研，说：“根据我的经验，在班里专业课倒数的，往往到最后考研尤其是跨专业考研的成功率更高。”一句话仿佛给我打了兴奋剂，而这话，也“激励”着我考研最终成功。现在想来，潘老师当时说的那番话简直就是“上帝之语”。

我在北语读研的时候“不务正业”，一是整天忙着在高校代课，二是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课或者选修课从来不听，宁肯自己看闲书。结果临近毕业了，我才发现自己居然还差两个学分才能毕业！

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去找了导师程老师，程老师通过导师课给了我四个学分。

后来，我就毕业了。

太阳最红，程老师最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