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8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毕节专刊》）
撰文/丁戍人
毕节是贵州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先秦时，彝族先民曾在此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蜀汉时，倮倮（彝族旧称）贵族妥阿哲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王，从而在黔西北建立了地方政权。此后，阿哲家族开始了对贵州西北部地区长达1400多年的治理。
清初改土归流后，大批汉族军民、尤其商人涌入毕节，而毕节的土司家族也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迅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的力量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历史，并留下了种种遗存，供后人凭吊。
大屯土司庄园：“百年皇帝，千年土司”
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举兵反明。贵州水西（今贵州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以西即为“水西”，贵州宣慰司俗称水西土司）安家与奢家世代联姻，于是迅速起兵响应。这段历史被称为“奢安之乱”。有人认为，对于疲于应付后金崛起和农民起义的明朝来说，“奢安之乱”是使帝国覆灭的“最后一块落井石”。
明帝国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南地区的这一战事以崇祯三年（1630）“奢安”一方失败告终。奢崇明的后裔为免满门抄斩，改为余姓，从此隐居于川黔交界的深山密林中，直到清后期才走出山林，移居到了毕节的大屯。
据推断，道光初年，余氏后代在大屯大兴土木，修建庄园。也有人说，早在康熙年间，庄园就已经存在了。而奢崇明的第十一世孙余若泉，在被过继给伯父余象仪后，又一次扩建、装修了庄园，以致近似今天这般规模。
在大屯乡的一处山坡上，土司庄园依山就势、次第升高，整个建筑群占地5000多平方米。从下方往上看去，庄园形似彝族人所崇尚的猛虎，正是下山之势。园内三路三进、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在门板、门斗、山墙、柱础、栏板、望柱、月梁等处，都刻有或画有虎头纹。在一些柱础和垂带上，还刻有福禄寿喜、凤凰牡丹、苍松腊梅、耕读渔樵等图案，这明显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庄园北面不远处，是如今的川黔界河——赤水河。清朝雍正年间，这片土地由川划归入黔。不过对曾世代盘踞此地的土司家族来说，这种划归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且不说一个微小的行政划分，就是帝国王朝的权力更替，也一度很难改变土司的地位。“百年皇帝，千年土司”的说法，并非夸张之言。
改土归流后，在帝国王朝的认知中，土司家族已沦为齐民，可在这磅礴的乌蒙山深处，自有一套世代沿袭下来的地方性的身份认知。在这种认知中，土司依然象征着权威。更不必说名义上是“齐民”的土司，实际上依然享有特权，拥有大片的田地和依附于田地的人口。大屯土司庄园的几万亩田地和上万人规模的佃户、差役，是其权威得以延续的深厚根基。
在周边低矮民居的陪衬和山势的烘托下，今天的大屯土司庄园仍气势恢宏。碉楼和石墙上的枪孔提醒着往来过客，这里曾是权力和秩序的所在。
余若泉：从土司庄主到一介儒生
到了清末，土司家族依然权势不小，但在绵延二百多年的中央王朝的渗透下，旧有的规矩和认知已有所松动。佃农中间出现了有组织的抗租，而庄园主对抗租者的暴力惩罚，也渐被县衙的诉讼替代。
从余若泉的叔曾祖父开始，大屯的余家开始了世代的传诗传儒。他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在新旧秩序的交替中，土司将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族群的最高统治者，演化为一般的地方世族；而汉文化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渗透力来看，都必须成为他们新的基因。
在几代人的积累之后，余若泉成了土司庄园历代主人中最为特别的一位——少有土司家族的气质，倒更像一介儒生。
余若泉早年多次参加科举，屡次乡试落第。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赴日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不久，适逢武昌起义、贵州独立，遂被选为省立法院议员。
当时的贵州政局动荡不已，余若泉的个人生活也随之多次起落，先是在革命低潮时避难上海，后又奔赴北京做律师和政法学校教员；经过五年漂泊，本想回到大屯家中读书著述，却又中风、半身不遂，卧病三年才得以治愈。
在大屯土司庄园的前厅挂有一块匾额，上书“邃雅堂”。这是余若泉留下的遗迹。他亲撰匾文说“昔亡友葛正父尝以矜露二字规余：矜者，养之不深也；露者，积之不深也。爱取以从心深邃之义，顾其读书堂曰邃雅堂。名斯堂曰邃雅，所以自警，且志不忘良友之箴，而抑余之深心。”
病愈后，他想像匾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心读书著作，使学问积至深邃。可在那个乡间兵匪频仍，官场和地方权势格局复杂变幻的年代，他依然只能不断迁居各处：
一个冬天的晚上，庄园里的人被枪声惊醒。一伙近百人的匪徒正偷袭庄园，庄园内的兵丁寡不敌众。管家在身亡于枪战前，安排余若泉携家人出逃至省城贵阳。在好友周素园的引荐下，他出任了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此后他曾因与官场扦格而弃官入云南漫游数载，也曾归乡读书著述，在因不见容于地方权势而最后一次寓居省城时，逝世于贫病中。
虽然一生奔波动荡，但余若泉仍留下了《邃雅堂诗集》、《罂石精舍文集》、《且兰考》等不少著作。他生长于汉彝快速融合的年代，其着手扩建、装修的庄园也因之有了汉彝文化复合的多元、包容的意味。
织金古建筑群落：“改土归流”的最早见证者
所谓“汉彝快速融合的年代”，无疑要从“改土归流”算起。毕节市织金县有一片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落，可算是当地“改土归流”的最早见证者。
织金本是水西土司控制地区。自蜀汉赐封阿哲家族世袭统治水西以来，1400多年中，历代帝国王朝常对水西政权多加安抚。不曾想在清康熙三年（1664），土司安坤起兵抗清。清廷闻变，便命吴三桂领云南、贵州各镇守军前往讨伐。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平西王吴三桂为扩充实力，制造了水西土司安坤要蓄意谋反的谣言。
水西军兵败后，吴三桂奏请废除水西宣慰司，改设大定、黔西、平远、威宁四府。其中平远即后来的织金。此后虽有安坤后裔在助清平定吴三桂叛乱时复任水西宣慰使，但清廷改土归流的治理策略并无动摇，水西土司在黔西北的统治很快便结束了。
今天的织金古建筑群落，正是始自康熙五年（1666）建起的平远府城。
织金古城三面环山，数十座山峰分布在城外。城中现存的历史遗存，有庙宇、牌坊、桥梁、墓葬、古泉等七十多处。仅“改土归流”后五年内兴建的建筑，就有武庙、文庙、东山寺、财神庙、城隍庙等十几座。单从名称就可以猜测到，这些建筑一定有着浓厚的汉文化风格。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不过话虽如此，在有些建筑的构造中，仍有不少彝族本土元素。织金古建筑中最常被提及的织金财神庙就是其中一例。
财神庙位于城关镇新华南路东侧，建于“改土归流”后的康熙初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财神庙又经历了一次重建。观察财神庙的平面图可以看出，建筑整体呈品字形，形似虎头，象征着彝族人所崇拜的老虎；从建筑背面看，四层屋面中的第二层被刻意拉长，延伸至与底层屋面平齐的位置，代表着虎尾；而由于彝族人以黑为贵，建筑表面则以黑色为基调；在建筑内部的一些木雕、灰塑图案中，有源自汉文化的“如意纹”，不过这种纹样也被彝族人叫成了“虎头纹”。
1986年，著名的古建专家单士元、杜先洲、祁英涛和知名建筑师张开济曾到织金考察。当时单士元认为，织金财神庙很特殊，在国内尚未见过类似的建筑。在今天的日本大阪，有一座名为天守阁的建筑，与织金财神庙有些相似。不过专家们认为，天守阁建筑是1959年重建的，只还原了外貌，内部则已采用了现代的设计风格和材料，其文物价值很难与织金财神庙相比。
的确，织金财神庙像是一块“改土归流”后的短暂时期内形成的“沉积岩样本”，而样本中的“化石”，也就是建筑中的元素及其组合方式，是可供人们了解当时历史现实的珍贵资料。除了财神庙这一“彝汉元素融合”的典型“样本”，织金古建筑群中还有不少形制惊奇、令人赞叹的建筑，多是汉文化风格，反映出当时汉文化挺进势头之迅猛。
无论是大屯土司庄园主人余若泉的经历，还是织金古建筑群的建筑特征，都是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其中浮现着毕节这个贵州最大彝族聚居地的剧烈变迁。这当中有着千家万户的悲欢喜怒，而历史变迁的方向也不好轻易评判。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尊重当地人所珍视的，并尊重其放弃珍视的权利，应该是人们面对这些历史遗存时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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