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慎子名到，先秦诸子，法家“势”派。学说源自黄老之学，带有道家的色彩。与同为法家的商鞅和申不害不同，慎到在战国政治上无所做为，一生主要在稷下讲学。慎到在稷下讲学，颇有声望，得到齐王的赏识。史记载：“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慎到的著作在历史流传中多有遗佚。史记在慎到著十二论，但经过清末以及民国的一批学者的整理校正，流传下来的《慎子》一书也仅有七篇，且这七篇也多有不全。因循篇的篇幅，只有上面短短的一段话。想来原本应当不止如此。文章虽短，思想却也完整。而且这个思想颇有意思，置之于今，似乎也挺有用处。
文中“因”可做顺从解，“化”可做违背解。译文如下：
“顺应天道强大，违背天道衰弱。顺应天道，便是顺应人的本性。人没有不为自己的，违背这个本性使人为‘我’，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被‘我’所用。所以，过去的圣王，不会以不接受俸禄的人做为臣子；对于所给的俸禄不多的人，不会和他商量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就不要使用。因此，要利用人们‘为己’的本性，而不是另他人为了‘我’，那么天下的人都可有被使用。这就是所谓的顺应人之本性。”
上面的译文读起来有点儿拗口。但依我的观点，文言文注释是必要的，但翻译却不必要。翻译了就失去了本身的味道，缺乏原有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感染力。慎子在“因循”提出了一个“人莫不自为”的观点，意思是人都有“为己”的本性。只有利用人们的这种本性，才能使他人为己所用。因此，与其说慎子在讲什么哲学道理，不如说他在讲述领导者如何驾驭下属员工。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这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的观点是不同，这也决定了同一本性下的人的行为的不同。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来说，国家的“利”便是他们的“利”，自己的生命在国家的利面前却显得微不足道。只能说，那些为道义牺牲的人，他们的精神境界比较高。对于他们，“利害”的关系不仅仅局限自己一人，还包括了他人和整个国家民族。他人的利益也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
慎到有一点未明晰，那就是把“人莫不自为”，的“自为”狭隘的局限在了物质利益的满足上，而人的利益组成不仅仅只有物质利益，也包含了精神利益。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对于一个人来说同样重要，对某些人可能物质大于精神，但对于另一些人有可能是精神大于物质。慎子以人对于“禄”的程度判断是否实现了“自为”，这是不全面的。一个人或许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是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而不问报酬接受成为君王的臣子。比如百里奚、晏子等人位及宰相，却无重金之家。
这样一种对于人的本性的说法，似乎带有很重的功利主义的味道。其实不然。倘若，把这种本性局限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自然是功利的。因为“利害”关系，只出于自己一人，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人，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但是，倘若“利害”关系，不局限于一个人，那这种本性不仅不是功利的，而且是极为道德的。将“利害”关系建立在国家的基础山，这样的本性，就会使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当然，倘若这是一种本性，那就不要试图违背它，因为本性是不可违背的。如果有人说他可以违背本性，那么这个人违背本性的本身就是本性的体现。因为违背能给他带来的满足感超过了不违背的满足感，而这恰恰就是本性。
“趋利避害”几乎是一种生物的共有本性，只要是生命，就会有这样的本性，无论是动物、或者植物。但人与它们的区别是，人的“利害”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这样一个个体身上，而是可以集中在众多人身上，也就是说人是有道德的，但动物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大可以骂那些以个人利益为利益标准的人是“畜生”，因为他们确实只是长着人脸的哺乳动物，只不过混在人群中罢了。
慎到说，什么样的人可用呢？那些不接受俸禄的人不可用，那些俸禄低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利用一个人，首先就是明白对于这个人而言，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以其“利害关系”实现“自为”，而后可用。对于一个君王如何识别他人“利害关系”，实现“自为”，慎子的“势”是算是一种方法，但不在本篇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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