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脱口秀大会4》看了吗？
我在第一集刚放出来时，就在家里竞猜了下前三名：庞博、颜怡颜悦、徐志胜。你如果也看了这个节目，你的前三名是谁？
庞博作为四朝元老，这季状态还是很牛。
他的一个段子甚至激起了我的童年创伤。
01 庞博的故事勾起了我的“童年创伤”
在第二次表演中，庞博讲了个自己色弱的故事。
当他讲到为通过测试“背诵”图形答案的那段，人间真实了！
尤其是那个向虔诚信徒般背诵视力表的大哥，真是我曾经的样子。
我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就被分到了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使用的是实验教材，就是比常规教材要厚...很多。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为了展现实验教学效果，特别努力。那时没有电脑、投影啥的，也没有批量购买的黄冈试卷，她常常是下班回家用毛笔在大白纸上出一套卷子，然后第二天挂在黑板上，我们就开始做。
字小又紧凑，慢慢地我越来越看不清了，眉毛用力皱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也不行了。可是我去不敢跟老师或家长讲。当时我的同桌，自告奋勇帮我从家里拿了一副眼睛，估计度数非常高，我能看得清了，但是戴一会就眩晕了。
我就这样眯眼睛和戴眩晕眼睛坚持了小一年，不记得最后父母怎么知道的，也许是自己说的，也许是父母发现的。后来父母带着我去医院检查视力。记得当时无论怎么努力，下面的小黑点就是看不清。我窘迫地站在那里，就想把视力表背出来。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体检都是还是想直接跳过视力检查。分辨不清视力表成了我的童年“创伤体验”记忆。
听到庞博的段子的时候，我的童年创伤又回来了。
当然，现在我可以“专业”地分析一下自己了。
一方面，我突然意识到，小孩是多么地脆弱，会把这样事情都归因于自己，发生了什么都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似乎觉得如果我近视了，就给父母添麻烦，就不再是那个完美小孩，不再是那么值得父母和同学喜欢了。
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学校里，在让你拼命用眼读书做题的同时，又告诉你，要保护好眼睛，如果视力不达标，有些事情，例如，想做飞行员，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个虔诚地背诵视力表的我或者大哥，其实是在虔诚地祈祷自己不要错过什么机会吧。
02 “童年创伤”是我的问题吗？
我本来想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检索一下自己为何那么迷恋完美或者数字，给自己造成了创伤。
和花开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她说，创伤的问题不在你或者庞博。
而是在社会。
她跟我说了一系列中国在就业对视觉过于苛刻的要求。
于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对色觉异常有要求的专业还真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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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色觉检查图示例
我猜想，上述这些要求的初心，应该是觉得这个色觉异常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未来从事工作的安全。
但这种“觉得”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呢？
以我自己的心理学专业为例，如果有色弱的同学，大概对于视觉感知觉、直觉选择图形的部分有一点学习障碍。如果他/她从事教育发展、咨询等大部分领域工作，我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重大影响。
我们经常在招聘广告中看到什么对身高长相的要求。
我们也是在近几年才意识到很多这些要求其实是歧视。
我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有些师范大学的的招生要求还是要“体正貌端”，甚至有的详细规定：面部不能有超过多少大面积的胎记或者疤痕。
如果按照这个要求，下面这位老师没有办法出现在课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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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我自己所在的心理学系，在我前几届就有一位腿脚有残疾的学兄，现在他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心理分析师。
我曾经和朋友绞尽脑汁地讨论，如果工作能力可以胜任，为什么要对“体正貌端”有要求？
我们勉强可以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对和自己一样在正态分布曲线覆盖下的人群有熟悉感，因为熟悉而带来亲切感；如果有很大差异，会分散注意力。
我转念想了下，那要这样说，特别美的人也是要在排除在外喽。
花开跟我分享了一个美国的连体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她们正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所小学做老师。
我去网上查了下这对Hensel 姐妹（Abigail Loraine Hensel and Brittany Lee Hensel ）。
亨氏姐妹共享身体和四肢，有两个脖子、两个头。
她们生于1990年， 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分工合作。她们学会了开车，上了大学，有一份5年级数学老师的工作。唯一的困扰是虽然她们各自有一个学位，可以教两门课，但她们只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班级，所以只有一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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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上的讨论，这对老师在她们所在的学校很受好评。
学生很喜欢她们。
但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确认亨氏姐妹能在我们这里找到一份5年级教师工作？
是否有学校愿意雇佣她们？即使雇佣了，肯定有不少学生家长有不同意见吧？甚至她们是否能活到30岁也很难说。
这种社会影响大概就是我童年创伤的一部分。
然而我一直把创伤归因到了自己。
03、还是光明的尾巴
好在社会总是在螺旋形地上升和前行。
前两天也看到一则新闻：
邢益凡身患渐冻病，但他用自己的努力挣得了入学资格。
学校和他到主治医院为他特制了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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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让我很感动。
算时代的进步吧。
因为如果他是我的同龄人，我很难想象他能有今天的机会。
我也希望，像对邢益凡同学的这些政策，不是“爱心政策”，而变成一种“通用设计”，能满足更多在身体或者其他方面是少数群体的人。希望在几年后，刑同学可以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实现梦想。
在大学时，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
开学第一节课，老师问，你们认为什么是变态 abnormal。我们回答一些诊断标准。老师意味深长地在黑板上画出了下图这个正态分布曲线。说正常 vs 非正常的划分，有个本质的概率思维。 正常往往是大多数人采用的行为方式，而不正常则是少数人的行为方式。 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他就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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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对和和自己不一样的身体、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意识到他们只是很我们不同，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更多兴趣去了解，去接纳，不要说生活争端，也许世界都会变得更好一些。
当然，除了意识，还需要在实际行动上更加通用的设施和产品。网友有讨论说邢益凡的宿舍是否应该叫做“爱心宿舍”。
我个人觉得这个宿舍不应该叫爱心宿舍。
这不应该是个特殊个例爱心项目，而应该是有同样需求同学都可以申请的通用流程和设置。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或者建筑的无障碍通道，这些都不是爱心设施，而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必需品。
这里有必要科普下：脱口秀大会中，徐志胜说他也是色弱，过马路时要尾随其他人。这个可能就是个段子。人行道路信号灯的设计早已经应用了心理学的多重编码原则。你看，红绿灯有了位置（上、中、下）和颜色（红、黄、绿）两重编码来识别；在很多地方，还使用了声音（有、无）帮助视觉辨认障碍和盲人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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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说，色弱不是病，就是视觉识别方式中的左撇子。
哎，但其实很多左撇子小孩也被当作有病，受到过爸妈的训斥呢。 一方面父母是觉得孩子和自己、别人不同，另一方，也是担心社会上针对左利手的产品、设施不够，以后生活不方便吧。
色弱、色盲、近视，还有其他身体有残疾的人，需要大家的帮助。
不必要的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限制和要求，只会带来歧视和伤害。
希望庞博这样的孩子再也不用作弊背视觉检查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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