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们自我所思便愈加的少了。其原因在于自我思想浮沉于俗世之间，多了平日琐屑事物的困扰，去思考和探寻未知的心力已然不如青年时期。
其实也在于认同社会，归属于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秩序和规则。即对自我人生不会再起怀疑，也不会再去思索自我求真的途径。
步入社会的人，灵觉便的异常的迟钝，当伤痕袭来后知后觉般，像是蚊子叮咬一般，抹去几滴鲜血，然后转过身去，一段时间之后结成了新痂，褪去之后又如新生皮肤般光滑，丝毫不能引起情绪的半点波动。
这样的人自然便没有多余的想法，去探讨生之意义，其原因在于他本身就是麻木的个体。而被青年时期常提起的：“生之意义”对于麻木的其个体本身而言，早已不具有其人生的重要性。即可以说是丧失了“自我的个性”。
“自我个性”的陨落，在于融入社会时产生的种种痛苦，而产生的痛苦之后，人之本身就会在不经意中寻求自我解脱的方式，其中最有效用的就是麻痹自我，沉溺于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以取代自我本身的求而不得。
在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中的P12有写到：“缓解痛苦的三大措施：其一、有效的分散注意力，能使我们忽视所受的苦难。其二，替代性的满足，能减弱我们的痛苦。其三。麻醉于物质，这能麻痹对痛苦的的感知。
自我麻痹的代价便是灵觉的逐渐消逝，周遭的事物便不会再引起自我的思考，从而更不能引发对灵魂发自内心的审问。那么对生之意义的探寻，便同自我的麻痹而消逝不见了。人之本身就成为了社会上，漫步街道的行尸走肉。
在我认为，其人生的自由主要在于思想之自由。而连思想都没有的人，在对任何事物习以为常，波澜不惊的躯壳里自然是没有资格说是自由的。
虽然思想的自由说来有点像是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并不如此，思想是遇到不同事物的产生的感触和看法，在这些看法中产生慢慢改变人生观念和指导人生行进的方式。
而不是其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古井无波的人看似超脱，其实放弃了自我本身追寻，自我颓废的一种方式。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通过自身所需要的建立起强烈的认同感。而建立这些人所必须的集体认同感，人们便会在这文明之中不知不觉限制自我的行为和思想。用以得到自己在这文明中生存所需的东西。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写到：“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虽然所谈的是集体政治，但是文明之于人更像是一个无法背叛的固定世界。在其中，一切的规则都已写好，一切法律都已制定，无论是否有思想的自由对于个体本身而言都不甚重要。只需按照文明所写好剧本，消耗有限的生的时光，走完自我的一生。
这样一来看似沉静的人，其实也并非是幸福的。往往古井无波的人，不知道自我所追寻的东西，也不想去探寻人生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得过且过这个词语，是无比舒适和安逸的。
思想的自由，是沸腾的热血，是对自我行为的反思，是迸发于脑海中的种种对灵魂和事物的拷问。这些东西便会使人记录自我，表达自我，从而形成文明中所谈论的艺术。
但是艺术产生的微弱的麻醉作用只能使我们暂时摆脱生活的苦难。但它的作用并有强烈到让我们忘却现实的痛苦。
在融入社会之后，能够摆脱文明的束缚的人，一方面是一直抱有对自我思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艺术本身成为了他的原动力，驱动他对自我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形成对现实生活的背叛，变成对心中所想的追寻，即天生的理想主义。
这样天生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少数，逃脱文明的束缚，建立自我的制度，创造出不朽的作品以承载自己的思想。使无数人仰望。
在青年中的我们尚未彻底的了解社会，我们便有独立于社会的个性。就是无处不在自我考虑，自我怀疑，从而引发对人生的怀疑和探求真理的求知欲和毅力。也便是青年时期的人常会考量的：“人生之意义。”
但是融入社会中的人们，要想获得思想的自由，往往只能逃脱于现世社会的困境，独立于世外。譬如卢梭《瓦尔登湖》的情形，这自由的思想触及宇宙和灵魂，游弋于广袤的天地之间。不受半点浮沉俗世的干扰。
留在浮沉俗世中的人，纵使灵觉不再如往日般容易触动，也不要做社会中古井无波，见怪不怪的人物。而是希望能够一如毛姆在《人性的枷锁》所说：“尽可随性为之，只得留意街角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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