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儿子,傻傻地站在门口,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把母亲的床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身上穿的白大褂晃得我眼睛生疼,疼得我想流眼泪,可是流不出来,于是我的眼睛更疼。我的脑袋也嗡嗡的,停止了思考,好像眼前的一切也停止了。
一只大手拽着我把我往外拉,我如梦初醒地看着她,是一位阿姨,她骂我:“看热闹嘛远点嘛,怎么背着孩子看这种热闹?要不得的。”
我用力甩开阿姨的手,冲进病房,正看到医生拔下母亲身上的监护设备,摇着头,走到大姐身前说:“我们尽力了。”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母亲就在眼前,我想叫醒她,可是叫不出来。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母亲还在和我说话,她说:“快回去吧,不要守着我了,怕瑞麟(我儿子)哭。”
我说:“好,等大姐来换我了我就回去。”
如果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就不会走,我会一直陪母亲说话。
母亲真的走了!
大姐来的时候给母亲带了早餐,几个小笼包子,我看见它们躺在病床旁边的小柜子上,那包子,怎么会有母亲做的好吃呢?要论做包子馒头,母亲在这个世上是没有对手的,一般人做的包子馒头根本就入不了她的眼。
我对着大哭的大姐说:“姐,你看好妈,我去给她买两个好吃点的馒头来。”
我急匆匆地往外面走,走到护士站的时候忽地停下来,看了护士几眼,问她:“昨晚上班的医生呢?”
“下班了。”护士说。
“我叫了他几次,他为什么不来?昨晚……我两三点的时候就反应过了,我妈不对劲,他为什么不来?下班了?为什么下班?”我反复问那护士,又像是在反复自言自语。
“节哀。”护士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半晌,我木讷地转身,又木讷地走回病房。大姐还在哭,父亲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好像被人点了穴一样,瞬间清醒过来,走过去抱住大姐,任她的眼泪在我肩上流。
我不知道老公什么时候出去的,他再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东西,他说那是给母亲买的衣服,叫我和大姐给她穿上。
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我却还像在做梦一样,我们必须马上给她穿好衣服,送她回家。
穿寿衣有讲究,老公想到了,他特意交待寿衣店的老板把寿衣全部投放好,我们只需要给母亲套在身上就可以了。
我用剪刀剪掉了母亲身上的衣服,再把寿衣给她穿上,最后穿鞋子,我掀开脚下的被子:“姐……”
“嗯?”
“姐……”
“嗯?啥子?”
“呜……袜子,呜……”我一下子跪趴在母亲的脚下,那早该流出的眼泪就像绝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
“呜……呜……”大姐走过来和我抱哭在一起。
过了很久,一个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孩子,人已经走了,先把衣服穿好,送她回家吧。”
我和大姐止住哭声,从地上爬起来,准备给母亲穿袜子,可是眼睛刚往脚上看,那没被袜子包住的脚后跟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扎得我的眼睛痛!扎得我的心痛!扎得我全身都痛!我边脱袜子边哭:“您这一辈子那么辛苦为了啥子嘛?呜……穿几双袜子都是烂的,呜……”
我再一次哭倒在地,我知道母亲一直怕冷,衣服要穿五六件,裤子要穿两三条,袜子也是两三双一起叠穿,但是我不知道,她的袜子脚后跟全是烂的!我也不知道,她曾经给过我的钱,够买多少双漂亮的温暖的袜子!那露在外面的光光的脚后跟啊,是母亲的节俭善良,是我的悔恨遗憾。
好痛!
十二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母亲的脚,母亲的脚后跟,她一生辛苦勤劳,护得我们四姐妹周全,却没能护得自己脚后跟的温暖。母亲的伟大,刻在她的血液里。
“要尸检吗?”一个护士进来问。
“人都走了,让她安安静静地走!”一直没说过话的老公抢在我和大姐前面斩钉截铁的回答。
母亲的离开,医院是有责任的,我到护士站反应过几次她的情况,没有医生来看过。作为她的女儿,我也难辞其咎。但是,为了求得一个答案,为了追究谁的责任,就要牺牲母亲的身体,我没有想过,如果母亲还在的话,她也不会同意。完整的身体和入土为安,这是对她离开后最大的尊重。
我们联系了殡仪馆的车送母亲回去,三个小时的车程,有一辈子那么长,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我脑子里浮现:她被父亲打,打人的打累了就去休息了,被打的马上爬起来去干活;她被父亲冷落,还自我责怪没能给父亲生个儿子延续香火;父亲没把她当人,她却在我们四姐妹心中极力地树立一个好父亲形象;她省吃俭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给我们买身新衣服;她等到父亲睡觉,带我们偷偷溜去别人家看电视;她为了给我们挣学费,点着油灯熬夜蒸馒头;她终于熬不过苦难的生活,两次选择自杀;她说“快回去看瑞麟,怕他哭!”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母亲的最后一口气,依然是用来关心她的女儿的!
大姐夫履行了他做上门女婿的责任,由他出面给母亲举行了葬礼,我把欠母亲的五千块钱给了大姐,我没有脸说那是借母亲的,我告诉大姐,母亲生前放了五千块钱在我这里,是拿给父亲住院用的。
我为母亲准备的一千块钱新年红包,再也送不出去了,就当是牵挂吧,我怕一辈子太长,长到有一天我会忘记母亲的恩情,那份牵挂,住在我的心里,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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