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2月25日，光绪皇帝正式即位。清廷再度回到慈禧垂帘、奕訢辅政的时代。与1861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奕訢已没有议政王的头衔（1865年被慈禧剥夺），他是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靠着处理洋务的经验与能力，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清廷改革的掌舵者。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早已由“双头体制"变成"一线二线"。慈禧是最终决策者，奕訢是信息的处理者和政策的执行者。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6年，文祥去世；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权力天平的失衡越来越大，晚清改革的舵手，也正由奕訢急速过渡至慈禧太后。
李鸿章在1873年说过，清廷所处的环境是"数千年一大变局"。应对这样的变局，需要权谋，但更需要的是见识。站在1900年的历史关口回看1875年，结论无疑是悲观的。同治皇帝的能力与担当，均不足以应对清廷当时面对的局势。就时代转型而言，他的去世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清廷随后急速迈入慈禧时代，也并非幸事——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统治者，"同治中兴"是她的权术所能企及的极限高度。至于引领时代走出变局，已远非她浅陋的见识所能完成。
慈禧太后的知识结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毋庸置疑，垂帘多年，慈禧于高层权力斗争颇具心得。早在听政之初，慈禧即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选录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 母后临朝事迹，共计108人，每人1条至23条不等，总计314条35。精深的“帝王术”造诣，是慈禧在晚清历次高层权斗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倚仗。
另一方面，慈禧又严重缺乏近代科学常识、文化常识与政治常识。
科学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她在庚子年深信“神术”可以抵御八国联军。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段情节，是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慈禧面前表演各种"神术”，慈禧赏过他们之后转身即对左右解释："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 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这段剧情，其实高估了慈禧的认知能力。因地方督抚一再责备朝廷走上了“邪术保国”的歧路，慈禧确曾在1900年6月下达过一份谕旨，说自己之所以要重用义和团里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因为当时京城的义和团已多达十数万之众，若采取剿灭政策，恐将其激反酿成心腹之祸"，希望地方督抚能谅解这一万不得已的苦衷。这道谕旨，大约正是《走向共 和》中那段慈禧台词的史料来源。
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以证明她不信“邪术”。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
第一道谕旨由军机大臣寄给直隶总督裕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尚在津，着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络义和团民，设法堵击，毋令夷逆北窜，是为切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第二道谕旨系"军机大臣面奉”，也就是当面下达给军机大臣，接旨者是五台山的一位和尚：“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着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击、剿办八国联军，是为了弥补义和团的神术失效。据《庚子传信录》记载，拳民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受挫后，6月20日，大学士启秀奏请：“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兵，请召之会攻。”普济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间秘密宗教"九宫道”的道首。李向善自称弥勒佛转世，怀有“神法"。他与慈禧是否有过直接交往 已无法考证。有学者认为，依据"九宫道"遗留下来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并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师”。也有学者认为，李向善当年的影响力已扩张至京城，世袭承恩公头等侍卫志钧、大学士启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赏赐，可能是“经由志钧之手"间接取得。
普济最后有没有奉旨前去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尚无足够的材料可以说明。据庚子年任职军机处的高树讲，"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其胞弟高相的日记、陈恒庆的《清季野闻》，也有相似记载。
"普净”与谕旨中的“普济"是何关系？有人推断认为，普济奉诏后"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这个被推出来作炮灰的“道首”就是普净。也有意见称，"普济似未奉旨参与天津战事"，普济"在1900年来过北京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
不管最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慈禧的青睐，这一点是有谕旨可证的。慈禧青睐九宫道的"神法”，也相信义和团的"神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简单地说慈禧只是企图'利用'义和团。清宫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的。”科学日益昌明是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慈禧没有注意到这股潮流，更没有接近过这股潮流。身为最高决策者，她对"六丁六甲神兵"的迷信，与当时的普通乡野老太并无区别。
文化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终觉得外国传教士会挖人眼球。裕庚之女德龄曾随父在欧洲生活，1903年回国后充任慈禧的贴身女官。据她回忆，慈禧相信李莲英的说法：“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药。”德龄告诉慈禧，这些都是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孤儿……"慈禧无法反驳德龄的话，但她仍表示不解："不过这些教士，为什么不在自己国里帮着自己的百姓呢？"
教案与晚清最后的五十年纠葛极深，慈禧对传教士的认知却长期停滞在这种程度，竟让李莲英这样的人物成了她的信息来源，可见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手构筑的“信息茧房”（或谓“信息舒适区”）里，知识结构久已不再更新。
政治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无法理解种种近代政治常识，比如“立宪”。这当然也正是知识不再更新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人民有选举权”“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 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作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其实，早在1869年，曾国藩就已隐约觉察到清廷的改革缺乏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那年，他依据之前在京城的各种近距离接触，给了慈禧一句评价：
“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也给了奕訢一句评价：“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前者说的，大约是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召见曾国藩问话，却问不出什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后者说的，大约是奕訢的权力基础不稳固，政治地位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政策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延续性可言。
有见识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基础稳固者，无见识，这是晚清改革最深的痼疾。
——节选自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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