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经典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儒家经典，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毅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古籍校勘有重大的价值。
2、语言学、音韵学
敦煌石窟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比如《字宝碎金》、《俗物要名林》、《千字文》等。在敦煌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对研究中国文字、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作用，是在别的文献中找不到的。一些音义的书和韵书，如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残卷，陆法言的《切韵》残本等，对研究中国文字、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作用，是在别的文献中找不到的。
一些音义的书和韵书，如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残卷，陆法言的《切韵》残本等，也都很有价值。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
如源起蒙古高原北部色楞河、鄂尔浑河流的维吾尔族先民（其后裔皈依伊斯兰而改用阿拉伯文）属于阿尔泰预习突厥族的回鹘文，回鹘文残卷保存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材料。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国居民（公元11世纪与维吾尔人同化，原语言渐渐消亡）属于印欧语系伊朗族东伊朗语言支的于阗文，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
今天中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中亚泽拉夫善河流的粟特（索格底亚那）地区居民的粟特文。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一门学问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同回鹘文本一样，给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古藏文卷子不但保留了藏族的材料，而且还能用来补证汉文《尚书》等古籍。
一些现已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只是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才使它们重见天日。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
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明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明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3、敦煌变文
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超过其他方面。首先是变文的发现。变文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佛教故事，比如《降魔变文》《地狱变》等，其中很多是写本。
一类是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比如《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等。
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是过去人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
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于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属于俗文学范畴的还有一些辞赋、歌曲、俚曲、小说等。
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以及《晏子赋》《韩朋赋》等，都是新发现的文学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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