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魏晋清谈》、《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最近出版《时代与命运》。
开篇：作为边缘人
各位同学好。武大是我的母校，当同学们说要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当然不会拒绝。本来年纪大了，我身体也不太好，可这是母校，母校是很特别的，别的地方我可以拒绝，但母校不能拒绝。
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1981年3月份提前办理毕业，因为要去美国读书。到了美国，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将近十年，前一年半读英文，后来的8年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去了台湾，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台湾，我父母是1949年跟蒋介石一起去的台湾，我的父亲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而我们三兄妹都留在内地，几十年没有见过父母。我7岁离开父母，再见到父母的时候我已经快50岁，而我的父母也都已经七八十岁。我觉得应该与父母团聚，尽孝道，所以就在台湾教书，总共教了18年，2008年退休。退休之后，我决定回到武汉定居，我老家是湖南，15岁就来到武汉，青年时代完全是在武汉度过，在武汉求学、结婚、成家，也在武汉教了18年的中学，我的朋友都在武汉。我在台湾把父母一一都送走，他们都过世了，所以决定还是回到武汉，因为这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做边缘人，从来没有进入主流，没有进入中心，只有回到武汉，才比较有回家的感觉。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时代与命运》，第一篇文章叫《永远的边缘人》，我拿它做全书的代序。我在内地、美国、台湾都待过，而且待的时间相当长，在美国有10年，在台湾有18年，这让我能够有机会看到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问题可以有更多的参照点。
通过反思百年文化评价国学热：是不是要复辟五四时革命掉的东西？
今天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百年文化反思与国学热”。国学热正在兴起，武汉三个最有名的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都成立国学院。放眼全国也可以看到，凡是比较好的大学，几乎都成立了国学院。
关于国学还有很多争论，比如什么叫国学，大家看法不一致；国学有没有复兴的必要，有没有必要把它列为大学中的正规课程，也有很多争论；国学到底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这些都还有争论。
什么是国学？国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首先提出“国故”这一名词，“故”就是指不是此刻的，而是过去的文化和传统。后来胡适说章先生的这个提法可以接受，所以他后来号召整理国故，这一学问也被称为国故学，慢慢就简化为国学。也就是说反映中国过去的文化和学问都可以叫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可以划等号。
狭义的国学可以以人作个比喻，脑袋就是经学，到清朝基本定位为十三经；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以及子书和集部，这大概相当于近代的历史、哲学、文学，他们就相当于人的躯干；而腿部和脚部等根基就是小学，小学包括声韵、训诂、文字，比如说文解字就是小学。他们加到一起就构成国学，是真正作为学问的国学。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地方讲国学，想必还是要讲学术性的国学。
现在中国的确有许多人在学国学，而且基本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这股热潮已经烧了若干年，还要烧下去。既然上面没有提倡，党中央没有号召，教育部也没有规定，为什么会烧起来？国学热有没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事情，既然发生，就有道理。至于好不好？见仁见智，有人说不好，中国这些烂东西有什么好处？没有进步，而且是在倒退，因为五四时期我们就已经打倒了孔家店。
五四时期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几乎都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比如鲁迅就说中国的书没有什么好读，看中国的书会一天天消沉下去，外国的书才能够让人生出一些力量和勇气，所以他劝中国青年尽量少看中国的古书，多看外国书。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鲁迅才比较激进，有些今天看起来很保守的人，比如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他在五四时就说，所有线装书都可以丢到毛厕。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批判几乎是一边倒。因此，现在提倡国学，是不是就在和五四唱反调，把先前革掉的东西复辟？有的人一点都不看好国学，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
因此，到底怎么来理解国学热？怎么评价国学热？要说清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百年文化做一个反思，只有如此才能够回答国学热为什么会兴起，应该如何评价国学热。
今年是2013年，向前推一百年，也就是1913年，1913年的两年前清朝刚刚被推翻，发生辛亥革命，孙中山先做了临时大总统，而后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原本搞得好好的，但不知怎么发了昏，不仅当总统还要当皇帝。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叫皇帝的皇帝多得很，袁世凯还是不够聪明，无皇帝之名的皇帝，可以当下去，一旦当皇帝，很快就被赶下台，不到花甲之年就被气死。
1913年后的第二年也发生重要的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学问不错，文章写得很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后来被搞得很臭，不过这个人其实是应该肯定的。陈独秀很激进，胆子大，也有勇气，他在《新青年》鼓吹新思想，尤其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新思想。当时的先进青年几乎人手一本《新青年》，不读《新青年》的人，就会被先进青年认为他们已经out了，当时《新青年》就有这样的权威。陈独秀的安徽同乡胡适，比他小，二人关系不错。胡适曾经臭得很厉害，现在又香得很厉害。胡适在1917年的《新青年》发表一篇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改良中国的文字，中心主张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陈独秀一看大喜，立刻发表，而且马上写了一篇文章附议，叫《文学革命论》。先进青年读了这两篇文章以后热血沸腾，大家群起响应，像傅斯年、顾颉刚等后来都成了胡适的学生，鲁迅也被钱玄同“怂恿”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这样一来，当时中国就掀起一个大运动，后来被之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就要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算起，一直延续了六七年，大概到上世纪20年代初差不多算是大功告成，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命名小学课本用白话文代替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最表面最明显的标志。
由于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来主要是语文改革，后来却成了新思潮的传播，如果只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大概现在还不会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时间结点，现在已经有人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叫做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国外也发生大事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是全世界的大事，意味着整个世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除原来那条自然形成的欧美路线外，又新增加一个模式，也就是苏联模式，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新模式。而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到底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跟着苏联走？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几十年，就是因为两个党选择的模式不同，国民党选英美模式，共产党选苏联模式。
今天看来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仍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当时的思想自由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近代哪一个时期中国的人才储备最多？哪一个时期涌现了真正的大师？哪一时期中国对各种新思想有那么热烈的争论？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可以叫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一是战国时期，出现孔子、老子、孟子和庄子等，另一个是魏晋时期，出现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
近代五四新文化时期，差不多可以与战国、魏晋时期相比，比如胡适、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都是这个时代的大师，现在有这种大师吗？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我敢跟大家负责任地讲，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有一个人我觉得差不多，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这大概是中国现在最伟大的文史学者，但就算余英时也不一定能够被称为国学大师，因为他不致经学和小学，主要是靠历史。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是才子型的学者，今年90多岁，但是他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也没有可比性。刚刚过世的季羡林先生，很多人称他为国学大师，其实季先生也不是，季先生是搞印度学的，说他是印度学大师刚好，干什么要把国学大师的帽子套在他头上？
尽管大家对胡适有一些争议，但他还是了不起的，尤其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时间越长愈发觉得他很伟大，今天根本没有人可以与这一代学者相比。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可以与战国、魏晋时期相媲美。
中国近百年思想主流：文化失去自信 一切以外国为准
如果把战国、魏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时期相比较，他们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战国时期全部的思想是从中国本土产生，没有任何外来思想影响，魏晋时期基本是本土产生，后期才有印度佛教影响，很快也被中国文化同化。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前面两时期极不相同，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思想全部是从外面输入中国，而不是本土产生。比如民主自由主义，主要是在英国、美国产生，共产主义主要是在法国、德国、俄国产生，无政府主义主要在法国和俄国产生，在五四时期很有势力，毛泽东早年就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很大影响。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种不是从外国传入，而不是本土产生，这是与前两个时期最大的不同。
这一不同导致很多问题，优点缺点都有，主要是缺点。本土产生的思想很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外边传进来的东西多少不太自然，总是带有某种被迫的痕迹。实际五四时期中国的外来思想是被打出来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很自大，认为自己地大物博，做天朝美梦，周边国家都是蛮夷小邦，微不足道。到鸦片战争才一觉睡醒，周围蛮夷小国都变得这么了不起。中国人梦醒后，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来要睁眼看世界，不能总是关门做梦。而后发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最终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
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又开始陷入军阀轮流执政，中央政府不强大，于是才给了知识分子自由空间，凡是历史上思想比较自由的时期都是专制不强的时期，中央政权不太稳的时期，战国是这样，魏晋也是这样。越是专制时期，中央政权越是牢固，思想也就没有自由。到了五四时期，思想又比较自由，而且世界发生大变化，各种外边的声音传进中国，激烈碰撞。
而此时中国人已经被打怕了，很自然就产生一种民族自卑心理，一种文化不自信的心理，觉得什么都是外国好，因此才会有一些激进分子，说什么中国书都不要读，中国的传统道德也全部被否定，比如孝。孝其实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珍贵的遗产，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观念，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们到国外观察下，西方世界的家庭状况比中国差得多，特别是老年人孤苦无依，很可怜，中国人的孝道是很了不起的道德，五四时期孝道也被践踏。中国人已经没有文化自信，一切以外国为准，这就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个最大弊端，而且给后世带来无穷后患。
中国文化是不是真就那么不好？如果没有外国观念的输入，中国自己就不会产生现代观念吗？我是不相信的。没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没有西方无政府主义，中国人就还要当猴子，就不能进化？没这回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辉煌灿烂，没有外国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人也会发展出现代工业，但是要晚一点。所有现代观念在传统文化资源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比方孔夫子“仁”的思想不会慢慢发展出现代“博爱”思想？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不可以间接发展出“平等、宽容”思想？从孟子所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难道不能发展出独立的人格自由？我相信即使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刺激，中国文明完全能自然发展出这些思想，时间可能晚一点。
不过，世界已经慢慢变成地球村，中国没有办法再关起门来，也没有办法把自己锁在“桃花源”里，不愿接受外面的影响，也要接受。外国人打进来，就使得中国的文化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发生变化，就像一个婴儿，等一些日子就可以顺产，现在却要打一针催胎，受外来影响，被迫早产，于是引来许多麻烦，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不行，什么都要学外国，这个想法基本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的主流。
为什么这么说？左派批判右派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右派主张全盘西化，但是我要反问，左派自己不也是全盘西化吗？只是左右两派认定的“西”不同而已，右派认定的“西”是英国、美国，左派认定的“西”是法国、德国、俄国，仅此区别。右派一边倒向英美，左派一边倒向苏联、德国，都是全盘西化，都是不要自己的文化。五四的时候已经左了，后面就步步更左，一直左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左手打倒英美民主自由主义，右手打倒苏联修正主义，还一头把中国传统文化也撞掉，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英美不可学，德俄不可学，古代不可学，那还有什么？
虽然五四运动和文革都是过激的，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文革是自上而下，文革说是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用政治力量来否定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与五四运动完全不同。五四运动基本是对的，有些过激的做法可以理解，文革是错误的，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情不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再次发生，如果再发生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救了。
国学为何热：五四后文化日益偏左 国学热属于文化自救
中国文化走到目前这么一个贫瘠的局面，道德滑坡到今天这么一个令人担忧的局面，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果当初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又怎么会这样？
中国是礼仪之邦，可是现在的中国人被认为是最不文明、最不讲礼貌的民族，最近连中央都发布指示，要求出国旅行注意形象，这就说明国人形象是不好的。现在道德完全堕落，为了赚钱，死人都可以不在意，官场也日益腐败，随时都可以抓出一个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贪官，老虎、苍蝇一大把。甚至现在连学生都腐败，当时我们是很努力读书的，觉得中国振兴有望，真是一头埋进书海，现在完全不是，校园官场化、学术商品化，言之痛心，根子在哪儿？根源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的太多。
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往来日益频繁，凡是到过台湾的人，都不能否认台湾的民风实在比内地好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礼貌，社会制度的文明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五四时期台湾没有怎么冲击，1949年政权交替没有影响到台湾，文革时期台湾在搞经济起飞，所以传统文化没有中断，基本还保留在民间。
我有一个观点，在文化问题上，任何外来的先进观念，最多只能被嫁接过来，不能搞移栽，把自己的树拔掉，栽别人的树是不行的。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树，已经发育四五千年，有无数的根系，伸到民族的机体中，伸到每一个人身上和每一个家庭中。把大树一拔，就完了，再栽种任何别的树也是没有用的，活不了，因为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出那么多根系和须根，嫁接还可以，嫁接是部分吸取，好的东西要，不好的不要。百年来文化上犯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我们总是试图搞移栽，右派试图这样做，左派也试图这样做，所以引出一大堆问题，造成今天的恶果。
在历史上，陈寅恪等先生很早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认为输入外国思想，一定要注意本民族的文化主体地位。陈寅恪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最了不起的就是提出并且终生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可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标杆。不奉行这十个字，就不要期望自己有什么成就，搞来搞去，最后还是一个流程。
五四时期的主张已经太过左，五四偏左可以理解，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是恨铁不成钢，矫枉过正，但是“过正”并不等于就是“正”，五四以后应该往右转，而我们还是不断向左，向左，向左。百年来，中国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向左进行曲，终于发展到都唱红歌的天怒人怨地步。
五四时期最了不起的文学明星中，胡适功劳最大，他主张白话文，没有人会认为错，取代文言文，是历史的潮流。现在还没有人在这方面批评胡适，但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批评他呢？我今天就要批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可以的，但是不应该废止文言文，很多的宝贝在文言文中，一分解就都没了。比如博爱，好像中国人从来不讲，只是外国人在讲，其实原因之一就是文言被废除，“仁”字基本不单独出现，只用在其他词语中，例如麻木不仁、为富不仁等，大家忘掉这个观念，以为“博爱”观念就是外国人发明的。
另外，白话文比起文言文真是粗糙很多。比如第一人称，文言文可以说余、予、吾等，表示谦虚一点的有鄙人、在下、不才，如果自己很尊贵，有孤家、寡人，有朕，至少几十个，而白话文只有一个，对谁讲都是“我”，没区分，一点都不细致，难道这不是一种损失吗？
文言文是不应该废止的，文言文学好了，白话文一定写得好。近代作家凡是语言好的，必是文言很好，鲁迅虽然自己骂文言，但鲁迅的文言功底何其好，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漂亮的白话文。钱钟书的《围城》写得多漂亮，钱钟书的古文好到《管锥编》全都是文言写成。五四时期那一批人自己文言学的很好，叫年轻人不要念，懂不懂？也有在古文上比较差的，巴金就是其中一个，今天去看巴金的小说，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念不下去，年青时我喜欢看他的书，年纪大一点就已经看不下去，语言太粗糙了，太没有胃口。还包括文字改革，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也给今天带来很多问题。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该走的路其实是应该纠偏，而不是继续向左，而我们事实上是继续向左，最后把中国文化的命脉斩断了。这样也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今天在民间会兴起一个国学热？搞了上百年，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宗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糟糕，传统文化其实也有很多宝，丢掉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就算上面不命令人们学国学，个人也要学。什么是国学热？国学热实际上就是中国人自发的一种文化自救和道德自救，就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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