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1924年生人，辽宁铁岭人，曾经的国民党要员齐世英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从台大外文系教授退休。
齐邦媛先生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回首一生，写下这本《巨流河》，2009年在台湾出版，2011年在大陆首次出版。这位热爱文学的老人的一生，用后记里的“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来形容，应该最贴切不过了吧。

《巨流河》三联书店.jpg

记下几点读后的感慨。

1. 教育、文学，受益一生

齐邦媛先生自身经历，足以说明教育和文学的重要。齐邦媛先生随父亲前往重庆，6年南开中学的学习，深受张伯苓校长“中国不亡，有我！”的南开精神鼓舞，随后又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外文系求学，师从朱光潜和吴宓等人，虽生逢乱世，却依然在战火纷飞中仍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秦虽三户，亡秦必楚”。作为东北失守后流亡到南方的一份子，国仇家恨下，更是埋下坚定的信念。齐先生多次在书中提到，年少时接受南开精神的熏陶，受益一生，日后工作生活中很多的坚持都是南开精神的传承。
而文学，对于文学的热爱，让一个少女在战火纷飞中找到精神上的依赖。不论西风颂，还是夜莺颂，还是oh my captain，或者中国古诗文，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从诗词、文学作品中找到慰藉。文学的滋养，让邦媛先生得以从颠沛流离以及漂泊岁月中虽仓皇却又不失从容的走过。

2. 因为热爱，所以成就

观其一生，遵从父命，追随丈夫，家庭责任一直重于个人追求，就像后记里的王德威说的,

这，对于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

齐邦媛先生大学毕业时，因父亲劝告放弃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甚至四十五岁终于到美国留学，一年后又因家庭因素放弃继续深造取得学位的机会；其婚后跟随丈夫的工作而调整，从台北去台中、后又离开台中回到台北，期间也是放弃不少机会。而邦媛先生到台湾为人妻母后，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坚持自己的文学梦，大学毕业二十年后、以四十四岁的年纪还毅然申请赴美留学，继续当年在乐山未能完成的文学课，把握每一分钟拼命学习，这样的追求难能可贵。
虽说百般不易，但因自身努力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邦媛先生从台大的英文助教开始，从台中一中的英文教师成为大学教授，先后在台中中兴大学以及台大教授英国文学史、“高级英文”课，期间还给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兼职做过翻译，在教会学校教过美国文学史，还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参与中学教科书修订的敏感工作，还积极搭建桥梁，推动台湾文学的译介工作。
三十几年的教书生涯，经历过多次从无到有的过程，包括定教学计划、编教材等等，“没有发黄的讲义”，估计会让很多大学教授汗颜吧。

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不连用三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

之所以获得学生的热爱，也是因为她传递给学生的，还有她本人对文学的热爱，以及文字后面更大的格局吧。
而教书生涯中穿插的其它工作，虽然多数是被动的选择，但却每每成为一桩美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一颗热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吧。
（P.S.,她做的每项工作我都羡慕不已……）

3. 回忆的选择，温和、洁净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很多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正如本书后记所说，在众多人物里，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和钱穆，四位足以代表齐邦媛先生的态度，是“洁净”的典型。
齐世英先生的温和洁净。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朱光潜先生，着灰色长袍，在乐山讲台上讲授着诗歌，却流下眼泪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

（朱老师）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若有人为我叹息，）
They pity me , and not my grief. (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张大飞，十九岁就背负着国仇家恨，在云端成长，作为飞虎队的一员，在与侵略者的生死搏斗中，为国捐躯，结束短暂一生。七年，浅蓝色航空信一封封，写尽一个少年的成长，从家书写到情书，写到最后，却顾念当时自己的处境，又退守到兄长的位置，温暖而善良的美好灵魂。

钱穆先生，“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不必说。

4. 参考书目，意外收获

齐先生个人读书史以及她为自己开设的各门课程选择的教材，大概可以作为文学爱好者自学的参考书目吧。
比如，读英文诗，至少雪莱，济慈。读英文原著，可以《美丽新世界》和《1984》同读。
还有书里提到的台湾现代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英文译本，可以一读——如果可能的话。

2018.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