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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9):成王败寇的逻辑,魏惠王必须是昏君

读《通鉴》(9):成王败寇的逻辑,魏惠王必须是昏君

作者: 泠之屋 | 来源:发表于2021-08-23 22:12 被阅读0次

    当80岁的魏惠王见到孟子的时候,他是真心诚意想要请教强国良方,挽回魏国的颓势。无奈魏王老矣!第二年魏惠王溘然长逝,孟子见到新即位的魏襄王后,毅然离开魏国去了齐国,理由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也就是看着不像君主,让人感觉不到敬畏。

    孟子的离开暗示着魏国不仅国势走向了衰亡,有资格号令天下的“德”也随之而去了。这一年是公元前319年,魏惠王在位51年,离大秦一统天下还有98年。

    魏惠王这一生

    魏惠王更让人熟悉的名字是梁惠王,因为国都迁到了大梁,魏国后来被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就被称为两梁惠王了。梁惠王这个名字之所以如此耳熟能详,是因为《孟子》的第一篇的名字就叫《梁惠王》,记录了孟子向梁惠王讲述的治国理念。《孟子》是“四书”之一,儒家经典,科举必考书。

    想当年“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可算是将魏国霸业推向了巅峰。此时,魏惠王56岁,意气风发,自称“夏王”,有取代周天子号令天下之势。如果这个时候魏惠王不幸去世,史书上他的形象也许是雄才大略的贤明君主。讽刺的是他多活了25年,见证了魏国从天下霸主跌出强国之列,他自己则屈辱地向齐威王俯首。魏惠王在史书中的形象也就定格为了昏君。

    25年来魏国国势急转直下。以魏国为领头大哥的三晋魏赵韩联盟早已支离破碎不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魏国遭齐国重创,太子被俘,大将军庞涓战死。之后秦国以商鞅为将伐魏,夺回西河之地,魏国被迫从安邑迁都大梁。而楚国也从南攻入,襄陵之战夺走魏国八邑。

    魏惠王晚年对孟子感叹,充满无奈和悲凉。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魏惠王认为魏国继承了晋国,依然怀着复兴晋国的野心,对于败于周边诸侯的事情耿耿于怀,视为奇耻大辱,想着如何扭转时局。80岁君主依然忧国忧民,遍召天下贤士征求治国方略,不说是明君,但至少是一个有追求,很努力的君主了。但历史却并没有这么写。史家的笔遵循着成王败寇的逻辑,将魏惠王打造成了只逐名利不讲仁义而最终导致国家衰落的庸君典型。

    《资治通鉴》中司马迁筛选出了魏惠王的几则故事,以负面的笔法刻画出魏惠王的形象,以此告诫后世的君主。

    魏惠王登基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这里说的公中缓其实是公子缓,公子罃的弟弟。两兄弟为了争夺继承之位,引发内乱,但公中缓不敌公子罃投奔赵国。

    后面的事情《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成侯曰:“杀罃,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人不听。懿侯不悦,以其兵夜去。赵成侯亦去。罃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

    魏大夫王错据说是鬼谷子的父亲,四十岁得子。但鬼谷子本人都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文献记录,他的父亲是谁,就姑且听听吧。王错据说是在魏武侯面前谮毁吴起,逼其投奔楚国的人。但这么一说,又与公叔痤设计逼走吴起的说法又有了出入,也姑且听听吧。反正王错是魏国贵族,原来辅佐的是公子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叛逃到了韩国。这对于公子罃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打击。

    于是支持公子缓的公孙颀便从赵国来到韩国,说服韩懿侯促成了韩赵联军。魏国是中原霸主,韩赵都是仰起其鼻息而生存的,削弱魏国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对于手中握有公子缓的赵成侯来说,拥立公子缓对自己更是极其有利。魏国虽然处于内乱,赵韩任一国家也不敢独自面对,擅自行动。在公孙颀的撮合下,韩懿侯和赵成侯一拍即合,合兵攻向了魏国,并在浊泽大破魏军,将魏都团团包围。

    但在胜利面前,两国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赵国主张杀掉公子罃拥立公子缓为魏君,以此为代价让公子缓割让部分魏帝给韩国。但韩国不同意。韩国参战的唯一目的是削弱魏国,而不是拥立哪个公子。所以韩国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分别让两个公子当君主,这样魏国就分裂成两个二流小国,再也无法与韩赵对抗了。韩懿侯也明白,拥立公子缓,赵魏就成了一兄弟,自己反倒会成为弱势一方。既出兵又出力好处全让赵国拿了,自己反倒可能陷入危险境地,韩懿侯可不是傻子。所以赵人不听,韩懿侯就怒了,感觉自己被耍了,连夜带兵就撤了。

    联军一旦解体,赵军就变得岌岌可危。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文侯打造的一代霸业岂是赵国一国可以抗衡的。赵成侯见机不妙,也紧急撤离,魏国遭分裂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公子罃于是杀了公子缓,立为惠王。公子缓为什么没有跟着赵国逃走,原因不详。魏惠王杀死亲弟弟上位这一事件,却给他的权力基础印上了不仁不义的烙印。

    就这一事件,司马光援引了《史记》的评论,“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適子是嫡子的意思,他再次强调王位继承的问题是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

    大意失商鞅

    商鞅本可以为魏国所用,但因魏惠王无用人之能,拱手让给了秦国。《资治通鉴》是这么写的。

    商鞅是卫国庶公子,在秦国施行“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关键的制度基础。变法初见成效后,秦国以商鞅为将,从魏国收复了当年被吴起抢走的西河之地,由此秦侯赐商於十五邑给商鞅,商鞅遂号称“商君”。所以商鞅不姓商,在此之前他叫卫鞅或者公孙鞅(公孙:卫国公室子孙)。但商鞅这个名字实在太有名,在这里就姑且统一用这个名字吧。

    商鞅在去秦国之前,最早去的是魏国。魏国当年是中原霸主,又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商鞅入魏有点像今天毕业生奔北上广深找工作。他是卫国公室贵族,也许各路的关系还是比较硬的,一来魏国就在国相公叔痤那里当差,职位是中庶子,也就是公叔痤的机要秘书。

    公叔痤是什么人呢?他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用嫁公主之计离间魏武侯和吴起的关系,逼走大将军吴起的事情,这在前面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复述。在魏惠王和公子缓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中,他是魏惠王的坚定支持者。当公叔痤年迈,临终之际,魏惠王亲自探望,在公叔痤的病床前问:“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白话就是:“万一您老人家过世了,我这国家可怎么办呢?”显然这是对临终老人的客气话。

    此时公叔痤就推荐了商鞅,领导退休之前给自己的秘书安排好的位置、好的出路看起来是古今通例。但公叔痤推荐的力度有点大,他说:“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这是让魏王将国政大权交给自己年少的秘书的意思。

    对此,魏惠王的反应是什么呢?书中记载:“王嘿然。”

    公叔痤一看魏惠王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又说:“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公叔痤为什么让魏惠王杀了商鞅?已是功成名就的吴起逃往楚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要去杀,干嘛非要杀自己的秘书不可?他真的能预知商鞅去秦国干的事情吗?这似乎不合常理。姑且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我觉得公孙痤让魏惠王杀商鞅只是想用激烈的言辞让魏惠王相信商鞅是不世之材罢了。这是一位垂暮老人无奈的挣扎,魏惠王也是这么理解的。

    魏惠王离开后,公叔痤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用功纯粹徒劳,就把商鞅叫到跟前,让他赶快逃走。但商鞅很淡定,说:“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果然魏惠王探病回来后的评价是:“公叔病甚,悲乎!”老头儿脑子坏掉了,一会儿要我用一个人,一会儿又要我把他杀了。

    公叔痤一死,商鞅就丢了工作,而魏惠王又没有用他的意思。无奈之下商鞅离开魏国,去秦国碰运气。从现在来看,他似乎是水往高处走了,但在当时却恰恰相反。书中记载,商鞅入秦时,中原的诸侯国“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也就是说,在中原诸侯眼里,秦国都不属于中国,是个夷狄之邦,跟魏国简直是没法比的。

    很多人评价这一段,认为魏惠王没有识人之眼,也不听忠臣的建议,更不懂珍惜人才,要魏国启用了商鞅,统一天下的就是魏国云云。但事情不能这么简单而论。商鞅在魏国能否推行自己的变法本身就是一个疑问。魏国早在魏文侯时代就推行了李悝变法,吴起又改造了魏国的军队,建立了威震中原的魏武卒。反倒是商鞅在秦国施行的很多变法内容,包括爵位体系都是照搬的魏国的做法。有点从大公司离职的员工去小公司推行大公司管理制度的味道。而商鞅的变法与秦国的国民性更有契合度,变法就将这种制度极端化了,把秦国改造成了纯粹的战争机器。这在魏国则未必可行。想一想吴起也是到了楚国才搞起他自己一套的“吴起变法”的。

    当商鞅带领秦国军队夺走魏国西河之地的时候,《资治通鉴》记载魏惠王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他是后悔没有任用商鞅呢?还是后悔没有杀掉商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司马光用这种写法凸显了魏惠王的无能和昏庸。

    喜欢宝物的魏惠王

    《资治通鉴》记载了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公元前355年的一次会面。

    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

    齐王和魏王在郊外相会,应该是一场外交会晤,魏惠王对齐国所藏宝物非常感兴趣,并夸夸奇谈称他藏有十枚大宝珠,晚上熄灯可以照亮前后各十二辆马车的距离。这是电灯泡吗?齐威王对此似乎完全不感兴趣,他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又说:齐国有明星大臣檀子、盼子、黔夫、种首四人,他们才是齐国的宝物。他很自豪,“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魏惠王听罢“有惭色”。

    好私利一向是君主大忌,儒家的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况应为举国道德之楷模的君主呢。君主唯有不被“利·”所左右,才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屈”,才能配得上一个“德”字。魏惠王对于商鞅这样的人才弃如敝履,而对于奇珍异宝却热衷异常。这种只顾私利,目光短浅的形象与视人才为宝的齐威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年之后,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齐国大破魏军;十来年后马陵之战,齐国更是给魏国致命一击,终结了魏国的霸主地位,齐国取代魏国成为东方的超级大国。这一结果正好论证了整部书的核心观点,国之盛衰在于君主的德行。

    但是,我们将这个故事还原到现代的语境,会发现司马光的刻意。不清楚古代的领导会面是否都是这样一本正经,而且屁股后面总是跟着史官要对一言一行做个详细的记录。至少以现代的外交场景中,领导们正式会面之后,吃个饭聊一点私人休闲话题纯属正常。魏惠王虽然有炫耀的成分,但齐威王的回答实在是让人太过扫兴,有点虚伪道学家的味道。对比下来,魏惠王反倒更可爱一些。带着贤君面具的齐威王,时刻维护着有德之君的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一笔有点把人脸谱化的味道了。

    魏惠王唯利是图的形象,在后面见孟子的一幕中,又一次做了浓墨渲染。

    君何必曰利

    孟子见魏惠王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前320年,第二年魏惠王就去世了,就算听取孟子的谏言,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但《资治通鉴》却把孟子见魏惠王的时间定格在公元前336年,向前提了16年,似乎要证明虽然有圣人教诲,像魏惠王这样冥顽不灵之人是完全没办法听得进去的。按书中的时间,孟子见魏惠王5年前,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战败,4年前商鞅带秦军夺走魏国西河地区。此时的魏国正是亟待自躬反思,谋图重新崛起的时间点。孟子见魏惠王的一幕,《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孟子主张由道德高尚的圣人治国,推行仁政,这是儒家治国的核心图式,与柏拉图宣扬的哲学家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治通鉴》的思想底色也正是儒家的一套治国理念,而魏惠王只讲利,不讲仁义德行,恰恰成为了反面典型。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光靠理想化的理论,往往会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甚至灾难。治国,利是首位,这不单单是指经济利益。用现代经济学的专有名词的话,应该叫效用。按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效用最大化是治国应该追求的原则。

    对于孟子的这套理论,魏惠王只是客客气气的回了一句:“善!”也许这样的夸夸其谈他这辈子听得实在太多了。他想要的是商鞅变法那样切实可行的强国操作攻略。

    司马光似乎也觉得孟子说辞有些不切实际,太过理想主义。治国哪能不讲利呢?所以他搬出了孟子老师子思的言论。

    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这和孟子的主张完全相反,孟子于是问:“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解释说仁义与利的关系要辩证看待,其实仁义的本质也是利呀!子思对于仁义与利的关系论述,可以参考下面这一段:

    “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 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但是,孟子见魏惠王的时候,完全不谈利,只说仁政,对此司马光解释说,孟子和子思的想法是一样的,但像魏惠王这样的没心没肺的人是不可能听得懂的,所以孟子才只说仁义,不说利益的。司马光的原话是:

    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司马光在这里已经对魏惠王做了盖棺定论。

    战国称王的时代正式开启

    公元前334年,也就是魏惠王见了孟子两年后,“齐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此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周王室作为共主的最起码表面形式也荡然无存了。各诸侯国从此与周王国地位一致,战国时代也就进入了独立的领土国家之间兼并灭国的战争时代,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战国时代。但对此《资治通鉴》除了上述短短一句,没有多费笔墨。

    徐州在齐国境内。马陵之战后,魏惠王在以齐国为首的各诸侯国的压力下,带韩国和一些小诸侯去徐州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而齐威王担心独自称王会成为各诸侯国的众矢之的,便·也尊魏惠王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其实魏惠王称王不是从徐州开始的。徐州相王只不过是魏齐两国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并从此成为国际上的既定事实而已。在魏惠王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十二国诸侯开了逢泽之会,自称为“夏王”,之后带着诸侯们朝见了周天子,这在文章开篇有所提及。

    《战国策-秦策4》记载:

    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

    魏惠王自称“夏王”,显然是以夏王朝继承者自居,意为接替周王朝,复兴夏王朝。这引起天下共愤,齐国带领各诸侯讨伐魏国,魏国陷入绝境,魏惠王向齐国称臣才解除了这场危机。这里说的请为陈侯臣应该是上面说的徐州相王。至于陈侯,就是齐威王,因为齐国新王室田氏来自陈国公室。《战国策》作为史料其可信度不是特别高,但至少可以看出来,魏国一旦强大,魏惠王就动起了取代周天子的念头。但在虎视眈眈的周围诸侯国面前,独自称王绝非易事。齐威王就吸取了教训,不是独自称王,而是一起称王。至少通过这个方式,不再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魏惠王死后,孟子迎来了比魏惠王还要糟糕的魏襄王,于是决定去取代魏国霸主地位的齐国,推广他的治国理念。接下来我们也该看看田氏齐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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