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恺郭尔的所谓三个阶段（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所做的三种不同解释。
克尔凯郭尔认为思辨哲学家遗忘了自己的生存，并通过强调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承担生存论责任而反对某种生活方式。
克尔恺郭尔认为：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成就一种根本上已经就是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不是在世界上不同事物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在不同的外在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对一种生存态度的选择。
我们应该获得一种更强的生存论意识，对自己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以一种满怀激情的内向性做到这一点。因此，三个阶段不是像社会心理的成熟过程那样的自动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而是代表了不同的基本态度或存在方式。像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打上印记的总体视角一样，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完全塑造了我们：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或者是审美的、或者是伦理的、或者是宗教的。我们不能像在商店里在三种不同奶酪之间进行选择那样，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因为，不存在超越于这三种态度的中立的立场。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二难困境也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因此，克尔恺郭尔审美阶段的特点是从一种远距的和自我放纵的视角出发来体验的生活。在此阶段，我们并不以伦理的方式严肃地介入生活，而只是被动的观察者，其态度就如同对于艺术那样。我们观赏悲剧和喜剧，但不真的参与其中。
他追求优美和崇高，却不卷入作为伦理阶段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之特点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唯美主义者既是优越的，也是沮丧的：优越是因为超然于混乱和义务之外，沮丧是因为这种生活形式是空洞的、充满绝望的。
好公民可以信上帝、去教堂、负责任、担义务，而且，他还知道如何享受美、享受快乐。从外表上看，调适得很好的公民与唯美主义者、伦理主义者和宗教徒之间的差别不必很大，且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态度。
唯美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调适得很好的公民，并不是因为唯美主义者爱美，而公民却不爱美，而是因为唯美主义者与生活有一种反讽-反思的关系。公民们自发地去从事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担忧，而唯美主义者对所有这些事情却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唯美主义者看来，所有这些世俗的选择，根本上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后果是什么，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唯美主义者是尼采意义上的欧洲虚无主义的化身：没有什么价值比其他价值更有价值。它们具有同样的效力，基本上都是无足轻重的。
不管是选择把所有价值都说成是具有同样价值，还是认识到了所有价值都同样有效？
我们面前的唯美主义者都不会首先是一个享受生活、热爱美和快乐的人，而是一个与生活保持一种内在距离的人，一个认识到生活是没有伦理内容——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事物都是同等有效的人。
唯美主义者远非一个直接享受生活所提供的乐趣的人，相反他更接近于一个反思的犬儒主义者，他像英雄一般地坚持着，尽管生活实际上毫无客观意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唯美主义者的内在的绝望，正是这一点，把唯美主义者同忙忙碌碌、古道热肠的公民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
同时，唯美主义者像蜜蜂一样在花朵间飞舞。他们在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角色之间徘徊，今天选择这个，明天选择那个。他们无休止地寻找新东西，寻找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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