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后近四个月活动半径的收窄，尤其是4、5两个月的居家“蛰伏”，使体重增加到连自己都嫌弃的程度。对此，必须加以遏止。随着各种事务有所缓解，我决定恢复散步。
想一下子恢复散步也是不容易的，一段时间的几乎零运动容易使人懈怠，产生“惯性依赖”，犹如变轨之后的再变轨都是需要适应的，再一个因素就是这几天申城的持续高温。
7月11日，申城市中心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0.9度，据说这追平了有记录149年来的最高记录，数据是否真实，无从查考。之后几天，气温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即使是晚上，也在35度。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温度总体上比现在低，冬天可以每年见雪，夏天则难得吃到冰砖（温度达到35度，单位可以发冰砖）。现在不同了，持续多年的暖冬和夏天最高气温迭创新高次第出现，看来厄尔尼诺、碳排放、城市化和摩天大楼对自然环境也产生了影响。以前将重庆、武汉、南京等长江沿线城市并称为“三大火炉”，近年来不断扩容，上海也名列其中了。
13日晚上，明知道气温非常接近于人体温度，马路边的梧桐树纹丝不动，我还是决计出门散散步。
戴上口罩，出了小区，没走多远，就感觉口罩已经湿了，我只好在一条马路比较宽阔，没有多少人的地方把口罩摘下。难怪这几天经常听到有人说大白天出去买个菜、逛个超市、上个医院，来回的路上需要换三个口罩。
说到戴口罩，就想到 了那些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经常穿着不怎么透气的白色或蓝色服装的工作人员。7月10日，我所在的小区有两个楼栋分别发现了密切接触者，按照规则，这些穿着特殊制服的社区工作人员就得上门检测。这一天气温达到40度，到两个楼栋服务的工作人员中均有人中暑，其中一个是穿上衣服30多分钟摔倒，另一个才十几分钟就头晕目眩。
一路不疾不徐地走，一路看着施放着尾气的车辆悄无声息地驶过，一路听着躲在树丛中无数知了的鸣叫。“夏雨鸣蝉”是富有诗意的说法，事实上，在无风无雨的夜晚，听着那从小小的躯壳中发出的悠长、高亢的鸣叫声，只会增加人的燥热感，这与初春清晨的百鸟鸣唱和初夏时节的荷塘蛙鸣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出门时穿着背心，外面套了一件短袖衬衫，走着走着就觉得衬衫是多余的，连背心也是多余的。马路上、园区里，过往的行人并不多，但我还是忍住了。许久缺乏运动，多走几步路，腿弯处似乎也有隐隐的酸痛感。
此时此刻，热浪扑鼻，大汗淋漓，突然想起了盛夏时节的老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盛夏的老家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在很多时候，早晨一起床，就发现温度已经高悬在36度之上。相比边上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我老家是湖区，是洼地，白天直射的阳光投洒在水面，到了晚上也难以消散，甚至升腾到空中弥漫开来，显得异常闷热。
每年七八月份，我们江汉平原就进入“双抢”时间。一方面不能误了农时，另一方面大白天火辣辣的太阳的确让人望而生畏。这个时候，父母往往是天还没有亮就出门下地干活了。烧饭、洗衣服、扫地、喂猪的事情，有时候是父母在地里干活干到差不多九十点钟回家做，有时候则是我们小朋友把饭做好后送到田间地头，以便父母能够拉长在地里干活的时间。
气温37、38度，到了中午，地表温度可能就是50度乃至更高，赤脚走在地面上，明显会有灼热感。虽然戴着斗笠或草帽，穿着长袖，不管是在棉花地里摘顶、打农药，还是水田里割稻、插秧，都是十分难受的，必须用毛巾不断擦汗并且补充水分。
不仅人受不了，连动物或牲畜也受不了，小鸡慵懒地躲在树荫下，小狗张大嘴巴伸出舌头喘气，水牛到了沟渠边就试图挣脱缰绳。小时候，我就见过生产队里一个钟姓人家的哥哥在大热天的晌午到水稻田里耙田。稻田里的水用手摸，滚烫滚烫的。他套好轭头，左手牵着绳子，右手拿着鞭子，站在耙上。刚开始牛还比较卖力，后面是越走越慢，不听使唤，这个时候就拿鞭子去抽。事实上，牛在盛夏的时候，除了吃草、喝水，也需要躲在阴凉处，或者下到水沟、泥塘。
老牛素来任劳任怨，但到了盛夏也会倦怠，何况是人？我在散步的时候，仅仅走出不足2000米，就会浑身难受，何况是在建筑工地、田间地头、岗哨站点辛勤工作的广大劳动人民？
我继续朝前走，很快就转到了前几年的夏天我经常在晚上会去遛弯的地方，也就是长风生态城。这里楼宇不多，间距比较大，到处都是草坪、花草树木。以前散步的时候，经常会有“穿堂风”，走不多远，就会有人工修建的小水渠，或者喷水池，但是，喷水池不工作了，杂草也没有修剪，或许是为了减少成本吧？！园区有一个“全家”，以前经常看到有人在外面吃东西，这次居然一个人也没有。
也许一部分劳动者离开了他们的劳动岗位，也许依然在岗位上却没有获得相比过去更多的劳动成果......
劳动是美丽的、幸福的、光荣的，劳动者是可敬的、辛苦的、朴实的。无论高温酷暑还是凛冽严冬，无论工厂、田间还是课堂、医院，所有增进社会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劳动者都是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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