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的一家律所找了份律师助理的工作，算是在城里安了家。父母年纪大了，早习惯了小镇的一切，不愿来到城市生活，我平时也忙于工作，很少回去，但每年过年照例都是要回小镇过年的。其实在哪儿过年也没多大区别，只是为了陪陪父母，给自己平时疏于照顾找些内心的平衡和安慰。
人生的岔路口在小镇这样的地方似乎来得更早一些。由于我们的小镇没有高中，大家基本上初中毕业后就会各奔东西。考上高中的都会去往市里读书，没考上的要么跟着七七八八的亲戚去外地打工，要么拿着初中文凭回家干些杂活。假期倒是可以让大家再次回到小镇，但也只是头一两年热闹。人年龄越大，经历的越多，反而可聊的话题就越少，话少了相聚的次数自然也越来越少。上大学之后，我回到小镇的时候就更少了，与初中同学基本都断了联系，但新的社交工具给人们提供了挖掘回忆的机会。
这一年刚刚过了小年，一个久未联系的同学通过某个网络平台找到了我，向我发出了毕业十年聚会的邀请。说实话，我是不大想去的，平时应付各种客户，演的戏已经够多了，回到老家面对着早已陌生的同学，还要装出一副相思太久恨见晚的相，实在有些累。但我还是一口答应了，因为他特别强调了几个消失已久的同学都会参加，徐牧也在其中。还有什么比一个曾轰动全镇，之后又人间蒸发了的同学更有吸引力的呢？突然的消失没有将他在我脑中抹去，反而留下了一个坐标，深深扎在了回忆深处，每当我回到小镇，这个坐标就会被唤醒。他去了哪儿？过得怎么样？我渴望能再见到他。
聚会当天徐牧并没有出现。据说是因为临时有事，没能赶回来，这让我有些失望。其实我也意料到了，徐牧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他有什么理由回来呢？谁会愿意在过年时回到一个没落的小镇，独自面对一所破旧的老房子和一座孤零零的坟？这年还不如不过。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我从一位同学那里要到了徐牧的电话。另外，也从几位同学口中获得了一些关于徐牧的零星消息。
徐牧就读的高中是一所职业类专科学校，镇上很多成绩平平的学生都会选择去那里，好歹可以学门手艺，毕业后不至于饿肚子。当年汽配厂的红火更是带火了学校的汽修专业，徐牧就读的便是这个专业。
据说徐牧上高中后，就像换了个人，不再是班上那个寡言少语、老老实实的徐牧，短短两个学期就因为打架被通报批评了三次。刚刚升入高二，徐牧已经是威震全校的人物。徐牧打架有两个特点，一是手黑，凳子、水桶，逮住什么都敢往人头上抡，最严重的一次是一拳把一个临校的同学打成了耳膜穿孔，险些被学校开除。二是打谁有讲究，只打硬的、横的，老实人他从不欺负。徐牧毕业后也留在了省城，干的是他父亲的老本行，在一家小汽配厂做工人。
那次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按照俗气的社交惯例，彼此先是热情地交换联系方式，再依依不舍地握手再见，然后面无表情地继续各奔四方。我存了好几个同学的电话，但我知道，大多数号码我这辈子都不会拨通，但有一个例外，我决定给徐牧打个电话。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虽然过了大年初七就该上班了，可过年还没有真正结束，要到二月二龙抬头才算是过完这个年。因此虽然很多人年后都返回了工作岗位，但单位里基本都没什么事儿。上班的第二天，我坐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猛然想起手机中徐牧的电话。我很想见见他，至于想见徐牧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有儿时同学间的感情，有对他不幸经历的同情，当然还有无聊生活中最不缺的好奇心。
我很谨慎，并没有直接给徐牧打电话，而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向他表明了身份，客气地表示有空可以一起出来坐坐。我很怀疑徐牧还记不记得我，或者有没有兴趣搭理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毕竟对于久未谋面来说，两个人相对而坐要比一群人坐在一起尴尬的多。没想到短信发出没几分钟，徐牧竟主动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相约晚上在一家离我们都不是很远的饭馆见面，边吃边聊。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小时，说实话，我有些紧张。不是因为怕徐牧，而是怕不知该说什么引起尴尬。我这人其实并不善言辞，熟人况且寥寥数语便不再开口，更何况一个只活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同学。但见到徐牧没多久我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徐牧走进饭馆时我一眼认出了他，他的个头高了不少，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身材仍然十分消瘦，长相嘛，除了皮肤比小时候黑了不少，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他显然也认出了我，远远的便招起了手。整晚的交谈毫无尴尬可言，徐牧非常的热情，也非常健谈，甚至我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跟着话多了起来。我们倒上酒，边喝边聊，聊起了儿时上学的经历，聊起了彼此现在的工作、生活，但对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小镇，谁都没有提。
徐牧还没有结婚，但已经有了孩子。女朋友老家离这里很远，是他的同事，在工厂里干些粗活，怀孕后便辞去了工作，全靠徐牧一人养家。女朋友是不想要这孩子的，没钱、没房，凭什么要孩子。可徐牧不这么想，他坚信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给她们母子很好的生活。有了孩子就有了家，哪怕现在只是租住在一个六十平米的老房子里。有了孩子就有了希望，哪怕现在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人。最关键的是，徐牧真的想做一个父亲。女朋友终于还是拗不过徐牧，勉强同意了。徐牧本想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女朋友坚持要先回老家见过家人，这是她们的讲究。
饭后我们并肩在路上走着。那晚的北风有些急，但趁着酒劲儿，并不觉得很冷。路灯像一个花洒，把灯光一片片泼洒在路上，我们的影子便伴随着脚步声不停的由身后转到身前。徐牧沉默了一阵儿，突然叹了口气，“你觉得好人有没有好命？”
我被这突然的一句问懵了，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现在过得不错”，我不着边地说了一句，徐牧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盯着黑黢黢的屋顶，听着屋外呼呼的风声。晚上的相聚着实有些出乎意料。徐牧与他的父亲很像，又不是很像。他显然比他的父亲更加开朗、积极、健谈，也更加自信，我想没有人会相信他曾有过那样痛苦的经历。也许这就是成长？但徐牧在路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相信好人有好报吗？如果换做我，父亲的惨死是绝无法让我相信这种福报论的。他会努力做个好人吗？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想他会走一条与父亲不同的路。
之后一年多我们都没有再见面，期间徐牧曾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向我咨询孩子上户口的法律问题，说是女朋友坚持要先回老家见长辈、办婚礼，再领证。我提了一些建议，但感觉对他帮助并不大，我们约定忙过这一阵一起喝一杯，但却一直没有实现。
当我终于再见到徐牧，他竟躺在医院中，成了一个残疾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