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腔

童年的记忆里，在老家，凡是口音与土著不同的，一律被称为“说话撇腔”。

如果撇腔的人，是外地人，是值得好奇的。可一旦是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因为去外地上学，当兵或工作，回到老家，说话居然敢撇腔，就很值得老少爷们鄙视了。“装扮！”村民们会笑话那些拿腔拿调的人。

奶奶的村子，与公社驻地梭背岭相距三里路。现在每次开车回老家，我都感觉那三里路短得不像话，一踩油门就冒过去了。可是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可是太远了。紧走慢走，总也不到。

母亲工作的学校，叫西里联中。最初，在中西村，校舍是当年地主家的深宅大院。我朦胧的记忆中，感觉那门楼子，墙壁和窗户都跟普通房舍格外不同。后来，联中搬迁到了梭背岭。有两排瓦房。挺拔的白杨树。学生多数都是农村孩子。但“机关猴子”也颇有几个。印象中有几个说话撇腔的，特别显眼。他们的父母多是外地人。

我的母亲说话也撇腔。嗓门高。声音显得与众不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常有的事。每次我和妹妹在家胡闹，奶奶管束不住，老远听见母亲在大街上与人问候，我们就如同地下党一样，赶紧藏匿一切可疑形迹，停止一切母亲勒令禁止的活动，假装规规矩矩。

由于母亲娘家是聊城，所以大姨姨夫小舅表哥表姐表妹等稀客，也都说话撇腔。他们衣着体面，谈吐不俗，音调与众不同。他们的到来，常常引起整条街的轰动。我的小伙伴们会在我家大门外探头探脑。尤其我把客人带来的土特产拿出去炫耀，脸上会特别有光。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分给他们一丁点儿尝尝。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大姨和大姨夫带着表妹红霞来了。他们的到来，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孩子。他们嘀嘀咕咕的议论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快听听，她家的亲戚，说话撇腔。”

那些孩子，姥娘家有的在本村，有的在邻村，远的也不过十里八里地。王兴堂的姥娘家在沂水，坐公共汽车好几个小时才到，就已经很值得炫耀了。可是，沂水人跟我们说话一样，一点也不撇腔。

记得几年前，我们学校有两个数学老师开玩笑。按照当地土话，授粉叫“绣粉”。曹老师说，星期天，俺要回家绣粉去。张老师说，那叫授粉，不叫绣粉，好不好？曹老师说，恁说话撇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语言在我们的嘴里悄悄发生了变化。普通话，被迅速地推广开来。它从城市包围了农村。造成了城市里孩子的语言，全部都是一个腔调，像水泥建成的大高楼一样，全国一个模子，失去了地域间应有的个性和色彩。

舌尖上的中国，只是味蕾上的中国了。我们正在丢失语言的异彩纷呈。

普通话虽然能方便交流和沟通，但失去方言的中国将会是可怕的。甚至比失去地方剧种还要可怕百倍。

很难想象，没有方言，金瓶梅还是金瓶梅吗？老舍还是不是老舍？山药蛋子李有才，繁花金宇澄，何以存活？怎么会有语言大师侯宝林，怎么会有可爱的黄渤？

那天下午回青岛，火车进站的时候，我起身收拾行李，走到门口，准备下车。

我的前面是一家七口人。看样子像是爷爷奶奶姥娘姥爷爸爸妈妈和女儿，一起来青岛旅游。典型的南方人。奶奶样子很年轻。也许是染过，也许是天生的，一头乌发，在脑后扎成一束。她的孙女有六七岁的样子。正在换牙。奶奶跟孙女说，如果掉了牙，一定要告诉妈妈，把牙交给妈妈处理。

女孩儿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奶奶的普通话里夹杂着乡音。显然，她的普通话属杂交品种。

几个大人之间的交流，就改用叽里咕噜的方言了。我努力竖起耳朵辩听，却如同听燕子呢喃，一句也听不懂。我觉得，在中国，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赚，他们多掌握一门外语。北方人说话，南方人能听懂个大概。而听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就等于是洋鬼子看戏。可惜，据说，上海的年轻人，会说上海话的已经不多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有一年，一个夏日，小妹请我去劈柴胡同吃青岛特色菜。黄昏时分，有一个青岛男子坐在胡同口的摩托车上，两腿撑地，给老婆打电话。那一口地道的青岛话，扯着长腔，拐着弯，煞是爽气。让劈柴胡同的晚霞，顿显生动鲜活，流光溢彩。

有了那个氛围做底子，那顿饭，吃得舒服又熨帖。

在青岛，我就特别喜欢在地铁里，在出租车里，在市场上，听青岛人说话。我喜欢那股子哏劲儿。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股子牛气烘烘。一种海派的幽默与自嘲，有嚼头。那神韵，翻译成普通话，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