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不仅仅是司马家族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系列难以抗衡的历史大势在背后起作用，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有趣的是，这次人口大迁徙，不仅没能使中华文明灭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扩张，甚至传播海外。
司马家族面对的历史大势
司马家族所面临的历史大势是天下大乱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司马家族就算再牛，也牛不过气候变化。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在不断下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东汉时期，匈奴早已分裂为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陆续迁到这里。迁来的胡人比例不大的时候，帝国还能比较容易消化他们，当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帝国就扛不住了。另一次气候变化的最低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明清代更替的时候，所以说改朝换代，气候是一大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它不断地削弱帝国政府的能力。黄巾大起义闹起来后，豪族们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建立起了很多坞堡，坞堡就像一个小城市，大的坞堡里面能有几千户人家。坞堡内部的经济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不怎么需要和外面的经济交往，整个社会越来越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这对朝廷来说非常头疼，没有了商品经济，税收就成了大问题，政府没有收入，那还怎么统治啊？这种情况下，朝廷能够支撑自取就不容易了，根本无力对付中原的豪族和边境的胡族。相反，朝廷还得借助于豪族的力量来维持运转，借助胡族的力量来守护边疆，但这两拨人实在都不可靠。第三个原因，就是士族的堕落，豪族虽然进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到了东汉末年，官方的儒学已经发展得极为精致，经常是儒经里面的一句话，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注解。但是你把问题说得再精致，还是天下大乱，那说这么多还有什么用？于是很多人就索性抛弃了儒学，开始谈玄论道，这就有了著名的魏晋玄学。有些人觉得无力回天，彻底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于是返归内心，去寻觅桃花源了，比如陶渊明。但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动荡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的机会，于是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仿佛出世高人，一边拼命往兜里装钱，还依凭着之前说过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搂钱的地位给制度化。这后一种人，大大败坏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水准，士族变得相当虚伪。第四个原因就是西晋皇族的内斗，也就是“八王之乱”。前几个原因都是外因，还得有司马家的神助攻，才让天下真的大乱起来。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之后，眼看着高门士族垄断着朝野，皇帝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能够压制住这些士族们。晋武帝曾经问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历史上哪位皇帝呢？这位大臣说，我看您就像汉桓帝、汉灵帝，这可是两个著名的昏君。大臣不客气地说，桓、灵两位皇帝，卖了官，钱还进入国库，陛下您卖了官，钱揣自个儿兜里了，照这么看，您还不如那两位呢。汉武帝哈哈大笑说，那两位的朝廷上可听不到这种忠言，可见我还是比他们俩强啊。这故事里反映出两点，第一，朝廷真是缺钱啊，缺到晋武帝也不顾吃相了，第二，皇帝拿士族大臣们真是没辙啊，所以大臣们什么都敢说。
与士族共治的东晋政权
于是晋武帝就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力图让他们驻守在全国各地，以便压制不服的士族，拱卫朝廷，结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乱”。这帮姓司马的家伙彼此间打得头破血流，打输了的就想着找帮手来继续，帮手在哪呢？一看旁边有一帮蛮族，他们想，这些蛮族都不是汉人，肯定不会跟我竞争皇位，先用他们一把再说。可是，谁告诉你，蛮族就会老老实实地被你使唤呢？司马家族的各种神助攻，终于让天下不可收拾了。人们一定还会给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提出更多的原因，但这四个是主要原因，其它的就不再多说了。
天下打乱了怎么办呢？往蛮族少的地方跑吧，于是大量的士族，带着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亡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大支们多半死于动乱，反倒是一个小支，司马睿，在难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东晋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晋的皇帝比起西晋，更需要与士族合作，甚至司马睿在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逃过来的士族的领袖王导，与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当时人们有句话描述，叫做“王与马，共天下”。士族们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建立了这个共识，就放手分割权力。士族本身并没有能力抵御北方胡族的继续南侵，需要把南逃过来的流民编成军队，作为国防倚仗。但是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当权、制衡皇帝的豪门大族，比如前面说的王导家族。低等士族则统领流民军队，这样政权与军权就分离了，这构成了一个动荡来源，也造成了东晋的最终覆灭。
高等士族里面很多人开始更加玄乎地谈玄论道，甚至开始追求各种病态美，要把自己塑造出一种弱柳扶风的感觉，因为只要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与任何体力粗活无关，才是有地位的人，才能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低等士族区分开。可是这样一群人把持着朝政，如何能指望低等士族的人甘心啊？甚至高等士族内部，也不断地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搞些大新闻出来，时不时地就叛乱一把。掌握着军权的低等士族，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了。在东晋立国百年之后，桓家的后人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给自己的祖先报了仇。但是桓玄随即被统领军队的低等士族赶下来，最终，军队的领袖刘裕，依凭军功，逼迫司马氏把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刘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南朝。
南朝皇帝的正统性困境
南朝的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比东晋要强。但是皇帝们的正统性有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家的正统性虽然也不怎么样，但好歹已经统治了一百好几十年，大家习惯成自然。南朝的这些新皇帝们，刚刚上台，人们还没有习惯成自然呢，于是引得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对南朝皇帝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北朝逐渐稳定下来，南朝在武力上越来越不是北朝的对手，南朝就只能通过坚持儒家理念强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说我才是中原正统，占据北方的不过是蛮夷。可问题是，南朝皇帝们自己也不过是篡位上来的，越坚持儒家的理念，就越方法了自己的正统性缺失。正是个两难困境，皇帝们非难办。如果皇帝们手上掌握着很多资源，能碾压任何野心家，那么他们也不会害怕。问题是，坞堡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资源都掌握在豪族手里，皇帝家里还是没多少余粮。所以南朝始终处于严重的不稳定当中，皇位乃至朝代都跑马灯似地变换着。这段历史非常糟心，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再来看看东晋和南朝，却能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价值出来。
江南土地的开发
今天江南以及岭南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江南人口一直远远比中原地区要稀疏，岭南就更不用说了。人口稀少，无力进行开发，经济上自然也就不值一提。汉武帝曾经出兵攻灭江南和福建一带的土著政权，但是打赢了之后就把当地人口迁徙到了江淮之间，放弃了新征地的土地，可见汉朝时的江南、岭南多么无足轻重。因为中原地区的黄土地带，开发难度远远低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湿润、水网纵横，要在这里进行农耕，首先要排除沼泽地区与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比开发黄河流域难得多。除非江南的人口大幅增长，否则不可能有效开发这里。而且中原地区又不是住不下了，谁会愿意费力不讨好，向江南地区迁移呢？到了西晋末年，蛮族来了，中原百姓自然就迁徙了。经过北方的若干次战乱驱赶，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被发开出来了。这里潜力巨大，一旦开发出来，迅速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西晋末年这一次，正是中原百姓大迁徙的第一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现象，每一次北方游牧者大规模南下，都会伴随着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也就带来了帝国对于南方土地开发的大规模深入，儒家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传到了过去根本穿不过去的土著地区。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南朝的时候，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传播到了长江以南的土著地区，甚至跨海传向中国土地之外。南朝的皇帝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北朝在军事上竞争，于是就在文化上竞争，原本在中原已经很精致的文化，在南朝发展得更加精致。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南朝的皇帝们又大力支持佛教，南朝的艺术和文化，都发展到很高水准。为了让更多的人成人自己的正统性，南朝便通过海上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文化，到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亚世界发展出了更宏大的结构，也就是草原-中原-海洋，共同构成了三重结构的世界，东亚的历史开始联动发展。
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也就是说新的秩序，是在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生长起来的，这个新秩序的载体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鲜卑人出身于东北和长城沿线，能同时调动草原和中原的资源。而这个时期，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南朝之所以有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给中原带来了血腥与混乱，却也让中华世界向更大规模扩展。鲜血从来不是白白流淌的，历史就在这种血光与勇气当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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