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冲淡天地。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已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妆，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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