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东北不抵抗和张学良个人有很大关系。当时，即使是作为非正规军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面对着飞机、大炮、坦克和装甲车，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日军进行战斗，也是很英勇的。
曾经参加过十四年抗战的老人韩军涛回忆起当时的抗战时说：
“义勇军不但孤军作战、武器简陋（原属东北军的部队尚有一些基本的步兵武器，而民众武装使用的大多是猎枪、土炮、长矛和大刀）、没有后援、没有补给，而且大都缺乏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尽管义勇军敢于正面和日军拼打,誓死不退，但在敌飞机大炮轰炸、机枪扫射时，往往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不知疏散掩蔽；遇到日军战术包抄或侧击时，往往不知所措，因而牺牲惨重），只能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
这种浴血抗战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挥舞马刀冲向日军装甲车的李济民部骑兵，到迫不得已使用早已被淘汰的“抬枪”作战的猎户部队，再到年仅22岁就血洒沙场的“双枪女将”关世英，无一不是以个人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虎狼之师。有时我们常想，这仅仅是数百人的骑兵营，就让日军吃尽苦头，或是仅仅是几名坚守战场的英雄，就能让日军大费周章，假如东北军能够在有指挥、成建制、有秩序有步骤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甚至反击，东北抗战情势断不至此。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回顾那个时刻，仍然是足以令人痛心疾首。据说，当时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当时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近20万，关内平津（北平、天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如果不是时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完全不可能轻易占据东北。据韩军涛回忆：
“沈阳北大营的轻易得手，使日军更加猖狂，加之后来张学良又违抗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命令弃守锦州，短短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那么，东北军当时实力到底如何呢？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东北易帜之初，东北军前身拥有4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坦克。而当时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过3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军事力量很强。张作霖生前曾训斥张学良：
“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顶多有1万3，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奉天省省长）召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1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尽管有这样的“绝对优势”，却仍然将东北拱手送人，此憾何以解，此恨何以消？不过，在对于历史的假设与英雄史诗般的遗憾背后，或许我们该想想这种遗憾的深层原因。
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即使军阀自己也必须保有足够的武装才能自保。和欧洲中世纪相似，地方领主根本无心发展工业农业，即使发展生产，目的也是强化军工，争夺地盘。另一方面，当时小农经济之下的中国，基本城市乡村都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集体认同。要动员资源和战斗力，都不是一件易事。东北的沦陷，固然与个人的原因有关，但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态，恐怕相似的不幸迟早会上演，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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