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的六月初八是母亲的生日，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应该74岁。她因肺癌去世时刚刚70岁，几乎每年我都要写关于母亲的文字，用来寄托哀思。几多文稿都觉得苍白无力，无论多美的语言都无法表述清楚这份情感。母亲生前的种种画面时常交替、重叠的在脑海里播放。
母亲个头不高，她站在高岗上，一手抱着我刚出生10天的婴儿，一手把我的头揽在怀里，我的脸正贴着她的胸膛。风呼嚎着，火烈烈的烧着，我颤抖着，几乎站不住了。这时只听母亲一字一句的说到:别怕，妈在呢!真的要是把咱娘三个烧死在一起，那也是咱的缘分。只是苦了你爹!妈就这样抱着我和我的孩子站在大火的包围中，她的胸膛很温暖，很宽阔，足够给我挡住狂风的施虐和烈火的烘烤，我抱着母亲的腰，就像搂住一棵树，不再害怕，不再战栗。咬紧牙关依靠母亲给我的力量，站稳，和这个矮小的女人相互支撑。这是1987年大兴安岭震惊中外的五.七大火。我儿子出生10天，我的丈夫奋战在扑火一线。母亲从内蒙老家来伺候我做月子，遭遇了这场大火。大火燃烧了40多天，这期间母亲的冷静、沉着、果断与坚强，在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闪现，慢慢的发现，自己在紧急状态下和特殊环境中处理事物的能力也有了母亲的样子。
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我和家人都安然无恙，可是事隔两年多，父亲不幸患了白血病，母亲日夜陪伴在身边。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医院的那个卫生间，那是我和母亲宣泄痛苦和悲伤的地方。插上门，我和母亲在狭小的空间里相拥痛哭，哭一阵，洗洗脸，换上笑容回到病房，父亲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并不询问因何总洗脸。陪着父亲与病魔决斗了282天，我们还是输了。母亲的一头黑发全部变得灰白，那年，她47岁，憔悴的面容跟现在67岁的人差不多。她的身体看上去有些摇摇晃晃，但并没有倒下，只是嘴里每天都哼着歌，眼里流着泪在不停的干活，奶奶全瘫，爷爷年迈，弟弟弟媳年轻，一家人都不怎么说话，生活在默默的继续。直到父亲三周年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来到父亲的坟前，她说：“我哭了你三年，够了，我不再哭，因为还有好多你未做完的事在等着我，我要好好活着，替你尽责”。
多年以后，母亲一直过得很舒心，很快乐，看着孙子孙女一天天长大，儿女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过，母亲的笑容总是很欣慰。我时常回娘家，和母亲睡在一铺火炕上，有几次我半夜醒来，总能听见母亲长长的叹息和她辗转反侧，拉扯被子的声音。这时候我不敢打扰母亲，我知道这是母亲坚强背后的柔软，快乐背后的忧伤，热闹背后的孤寂。这让我对母亲的敬重与爱戴越发浓重和强烈。
我长得很像母亲，也遗传她性格上的优点，热情善良，隐忍包容。其实这和母亲身体力行的教育分不开。我婆婆偏瘫以后性格古怪刁蛮，我常常跟母亲诉苦，可她却这样说:”你婆婆和妈一样不容易，你要照顾好她的身心，永远记住婆婆也是妈。”正是母亲的这句话让我一直奉孝在婆婆的病床前。
母亲去世4个年头了，我一直保存着母亲给我写的一封信，那是我远嫁大兴安岭以后，母亲在信中说:”我挺想你的，什么都想，就连你唱的五音不全的歌我也想听……”那是一首程琳的《妈妈的吻》，我给母亲唱了几十年，终于不再跑调，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我想再次唱响这首歌，我也坚信，母亲能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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