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迪/文
十年前在沅江之畔与余光中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沅江流今古，青春好读书”是他留给我期许。昨天余先生去世，记此文回忆那次见面。
正值深冬，北京的寒冷一天胜似一天，11.18大火后进而迁徙、摘牌。不论去留，北京已然是故乡，尽管不被承认。可是故乡是需要谁来承认吗？
2017年12月14日这天，台湾那边传来消息，那位一生叨念着乡愁的余光中先生要彻底与台湾告别了，余先生身前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心事乡愁应该皆有所了，而他遗愿仍要葬于大江大河之岸。
当此之时，那头亲戚或余悲，我们这头已经吵起来了。有师长提醒，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去世的是陈映真，与今乡愁炸屏作比，当日甚是寂寥，无有几人悼念。
“为何作伪胜过映真？”他问。
世俗媚俗，或者只是单纯拥趸，单纯拥趸，是因为于绿岛，我们实在知之甚少，知之甚少，又怎么能选出个中所爱。
我们从初中开始就被要求集体背诵《乡愁》，而检验标准是升学考试，“这首诗表达了什么？”，你知道，答案是定好的。
妇孺能不知《乡愁》？不管余先生愿不愿意，《乡愁》是我们这边只要上过初中的人在思念故乡的时候都能信手拈来的新诗；不知余先生主动或被动，《乡愁》符合了某种意志。
但陈映真在课本里吗？陈映真在大众传媒里吗？不被容于岛上，一直活在大陆又如何？知道谁，或者不知道谁，都有迹可循。因而，寂寥和炸屏看似简单对立，实则必然使然。
余先生祖籍福建，若既要大河边，又要大江边，那不是福建，还得往西、往内。想来先生遗志要回到的，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故乡，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母亲身边。
九十岁高龄善终，过誉和责骂，想必余先生身前一定也知道，而他或许想，只有故乡母亲怀抱是温暖的，是既不会过誉他，也不会苛责他的地方吧。
不知最终余先生是否得尝所愿，近一百年生活在岛上，又如何不能算故乡？
世时转移，千百年之后，河道易改，母亲易姓。逐水而居的人们转而积聚北上广深，母子分离的事天天都在上演，当这些地方又逐渐成为故乡的时候，人们又要离别，又要回到最初的故乡，在这个特别冷的冬天。
对于颠沛南北的人们而言，故乡和他乡早已不是全然对立的二元概念，究竟何处才是故乡？所谓“心安之处是故乡”，无有心安处，哪里有故乡，哪里安放乡愁？不知余先生和这个冬天离开的人们，能否回到他们的故乡。
十年前有缘和余先生近距离见过一面，十分惭愧，那时我刚上大学，学识和认知都要从负数修补起。我和余先生谈不了历史选择这样宏大的问题，更谈不了归宿这样的终极命题。
十年后，徒留猜想。
记忆中，余先生是特别瘦小的一个老头，说话很慢，温文尔雅。也是冬天，他来我们学校讲座，他说“这里好冷，台湾要暖和一些”。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各个专业的学生老师，礼堂前后门口、以及窗户被同学们堵满了，还有很多同学堵在走廊里。
因为大家都知道《乡愁》，一个课本上的人物，一个从岛上来的作家、诗人，引发了同学们的极大好奇。其实除《乡愁》外，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白玉苦瓜》是啥。
这次讲座是我大学生涯开始第一次听讲座，我以为他至少要谈谈大陆和台湾，但实际上他讲的是古代文人画中的诗歌意境。反正我是没听懂，后来教我们文艺鉴赏的老师笑着问我们，你们觉得讲的怎么样，我们回答不出。老师笑了一下，说：“一般，没外界吹捧的那么玄。”
他走了之后，我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中，我想不通为啥我们明明不了解他，但却对他那么好奇，那么热情？当我看他写的《我的假想敌》时，我分明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
接近而立之年我，一天比一天笃定，人人皆有地狱。过誉和指责我想都不是余先生自己想要的吧，深思其中，有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东西，而我们能做到的，是尽可能足够了解。
十年中，我也经历了自己的地狱。纠葛在故乡和他乡之间，我丢了很多东西，连同余先生留给我的那两行字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
我和余先生今生只此一面之缘，有师友提醒我，“泥上偶然留指爪”，既如此，不要计较害怕混迹于热点追风，仅以自己的方式作念。
我想想也是，最近看到越来越多人，动辄无端指责别人，为情绪而指责，为指责而指责。借回忆这段往事，我想说既然人人都有地狱，那么要不要轻易触碰他人的地狱呢？指责别人并不是容易的事，不如反求诸己。
赞誉和指责，都必须以清楚了解为前提罢。我终究没有好好读过余先生的书，因而，不够了解他如今只能流于苍白。是大师还是告密者？该被纪念还是该被唾弃？我想我既不会盲目朴素地去拥趸，更不会轻易人云亦云去苛责。
除了责备，我们有没有新的落脚点？比如，思考一个个体，如何承担时代、环境的诡异变局，不惜以冒着毁誉自己、背负骂名的代价寻求自保？在这一点上，这边那边何其相似，用今夕之眼光审视当时，是否足够公平和仁慈？
除了单纯赞誉，是不是有更为周全的表述，比如，大师的承当，除了学问根基，还必须具备怎样的精神气质？即使是滚滚洪流中仍能岿然不动，自求独立磊落。
余先生如果知道我此刻提笔写他竟无所可写，一定很失望。我必须坦承，一别十年，我对余先生和他的学问研究并无多了解，而我已无法再找高考制度以及某些别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辩解。我只希望再十年后，提及余先生，我能有更全、更真的内容回忆他。
“沅江流今古、青春好读书”。是余先生当时留给我的两行字，也是我和他之间的缘分，与大家分享共勉。
不读书，我们以为台湾只出了个余光中，当然那些满腹诗书，了解很多人、很多事的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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