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里识东坡

文/竹影飘摇

不敢写人物，因为所知多是道听途说。读过陶文鹏先生编著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集》和林语堂先生所写《苏东坡传》，忍不住还是记下了一些，只做我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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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勾绘：乐天派、道德家、好朋友、散文家、画家、书法家、诗人、酿酒师、工程师、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饮酒、练瑜伽、对民心肠慈悲、政治上坚持己见、生性诙谐爱开玩笑。

如此说来，这苏轼岂不是享尽天下美事、尽露生之傲骨、豪洒旷世奇才、几乎人见人爱，还能有如他洒脱、活得尽兴之人吗？

苏东坡一生，从杭州起任，经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最后仙逝于常州。期间多次于各地往返京都，所去多地为谪贬。

按一般俗世的看法衡量，苏东坡一生坎坷多舛，饱经忧患拂逆，但我们很少看到他的怨和恨，他没有变得尖酸刻薄，相反，他的人性温和厚道，浩然之气在他的诗文书画间荡漾，在他于各地留传的惠民举措间回旋。

这是我最喜欢的人生态度。想起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密州，苏东坡在最难过的日子里写下了最好的诗歌。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全无，只有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思念第一任妻子王弗，苏东坡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还有《 望江南·超然台作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写于密州。

在杭州，苏东坡建医院，疏通运河，修西湖，不间断向朝廷请命赈灾，与民同吃同住。他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不好之人。”

在黄州时，一次夜游，在江上小舟中饮酒，夜晚天空极美，苏轼一时兴起，唱词一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竟引起他顺江逃走的谣言，太守去查，见他在住处卧床未起，鼾声如雷。当时他属被贬，无圣令不得离开，他就在那蛮荒之地开山种田，植树桑麻。

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精神上的变化遂表现在写作上。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被贬谪到海南儋州时苏东坡六十岁，已近暮年，从中国的北方到潮湿蛮荒的最南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对他来讲，是真正的流放。

且看他都做了些什么。

在村民的帮助下，他自己盖陋室，取名“槟榔庵”；带着大狗“乌嘴”，与村民随意畅谈，轻松便过半日；去乡野采药，考订种类，记了大量的医学笔记；习书之人爱好墨，岛上没有，他便自制，差点儿烧掉房子；指导陪伴他的儿子过写诗作画……

2

苏东坡一生的颠沛流离，与宋朝的另一位文人息息相关，王安石。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狭路相逢，伴随着宋朝命运的跌宕起伏。

王安石变法八年，百姓遭涂炭不止八年，变法失败之后是长期惨烈的当权派与反对派的党政之争。那场政争悲剧之发生，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是重要起因，王安石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自己犯错。也因此，变法的余孽大大动摇了宋朝的根基，不可逆转。个性坚强是一种美德，但要看用坚强的个性来做什么事。千万不能把固执当做美德。王安石的这一个性，铸成民之难，国之殇。

王安石下野以后，苏东坡去看他，与他讨论诗与佛学。一次，苏东坡对王安石说：“我另有一些话要跟你说。”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然后他力陈由王安石引发的战事、对读书人的迫害。王安石先是烦躁，之后不语。

苏轼之旷达与赤情，由此可见一斑。

爱妾朝云得一子，苏东坡想自己半生流离，爱子情深，写到：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这个儿子只长到三岁，在他去贬谪之地的途中夭折。

苏东坡与弟弟子由关系非常好，谦恭礼让，一生相伴，兄弟情深。弟弟才学稍逊，但性格内敛，做事圆融。东坡则才气袭人，且性情刚正，在官场远没有弟弟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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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苏东坡的一生际遇既如此。可个人的命运总是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时代，才情横溢的一个人，不走仕途，出路何在？一入仕途，便身不由己，想退，都不行。苏东坡后半生多次拒做京官，只想于一清净地聊生，皆不能如愿。他的才华与性情皇上和太后爱，当权对立派大臣们嫉妒且恨，苏东坡又不愿蝇营狗苟般周旋，就注定他仕途劫难频频。

即使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歌舞升平，苏东坡他不可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他是通判，还有他不愿见的犯人，不忍判的罪，所以他在诗中鄙夷自己，不忍放弃那一点薄禄。再超然的人，也得有世俗的衣食养他几尺之躯，否则那超然何处安身？

难得苏东坡，有能力让他的郁闷与沉重在诗中以别样的洒脱自然呈现，不回避，入心以后，也可流于山水风物。

最喜欢这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何等俏皮，有灵气！禅性思维表现得如此举重若轻。

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一个人作品的风格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他后来的文字，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却深得人们喜爱。这充分说明，人们，多是喜平和愉悦，不喜冲突与争斗。檄文，只少数人会钟爱，且目的，超乎文字的意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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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二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以上两项的彼此成全，中国历史上有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风骨与才华兼具，谁能抵得过此中魅力的诱惑，从古至今，有骨，有肉，有血，还有趣，他称得上男神级人物。他一生长遇不淑之人，他不与之为舞，可以直言，却不恨，足见他大智大勇，天真烂漫之性情。

天下才情斐然的人很多，可因少了一些男儿的风骨在，很难如他千古被人称颂。人与才，不能绝对分开来看，这也是人文精神的灵魂。

真正的苏东坡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所谓浩然之气，孟子曰：伟大的道德动力，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至大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