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了从前没看过的《一九四二》，两个半小时的片长，有一部分是跳着看，故而或许错过了许多悲情的画面。
总的来说，这部片子虽着重笔墨在于逃荒这件事，但感观上，却反倒是提升了几处人性诸如“牺牲自己”的光辉一面。
提升人性的善良或是牺牲小我，一直是国片的基调。
缺少什么，才会宣扬什么，社会缺少爱，才会去宣扬爱。鲁迅在他的杂谈里就曾说过，拼命的劝孝，足见孝子的缺少。
虽说，“国人缺爱”这话不能一概而论，但它至少并没有融入人们骨子里的理所当然。
于是，国片喜欢用这种手法，而且屡试不爽，因为，缺少什么，人们就会追求什么。
比如《一九四二》中，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把自己卖出去，好得到几升小米让自己的孩子有饭吃，她对张默饰演的栓柱说，让他在饿死前娶个媳妇。
两个人成亲只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就把自己卖了，得了四升小米。临走前，她对栓柱说，请他就算饿死也不能再卖小孩了。说完，又把自己身上相对比较齐整一些的棉裤和换下了栓柱身上早已破烂不堪的棉裤。
电影中这里的背景音乐很是悲凉，但我个人觉得，并非为了吃上四升小米为了救自己孩子所以卖了自己的悲凉，而是为了活着却不得不和亲人永世相隔的悲凉。
当然，我这么说也并非十分准确，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内心的感受不同，被戳中的泪点自然也不同。
但说到所处环境这事，就不得不提一提电影里的情节设定。
《一九四二》怎么说也是冯大导演的片子，细节处理那必须得有根有据，况且这也算是复原一个时代的史诗级大片。
但里头有一个细节我实在无法理解，便是栓柱因答应了花枝不能卖孩子，以及他已是孩子的爹了，那自然是有责任对孩子好。
后来开始扒火车，人挤人的时候，背在背上的孩子手上的风车（风车是孩子亲爹做的，但无论它是谁做的，不重要）掉了，栓柱在争分夺秒扒火车急着逃命的当下，他还能顾及孩子这个风车，把它捡回来。
好吧，这件事情并没有造成实质的后果，姑且不论它了。
接下来，栓柱在火车顶上睡着了，醒来之后，竟发现两个孩子都不见了，可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被人挤下去了。
一想到这里，栓柱急了，他二话不说，跳下了火车，结果发现卖花枝的四升小米给忘记拿了。他冲着火车哭喊着：“火车，我日你亲娘！”
栓柱在寻找俩孩子的路上，捡了一顶军人帽子，因此被日本人抓了去，日本军官知道他会赶马车后很高兴，决定要收留他为皇军喂马，接着，日本军官看中了他手上的玩具风车。
咦，两个那么大的孩子被挤丢了都不知道，四升救命的小米也忘记在火车上了，咋这一根筷子戳穿一个核桃的风车都记得带在身上了？
这也并没有造成实质后果，姑且也不论它。
但下面的情节就不能不论了。
日本军官说，这风车给我吧。
栓柱说，不行，孩子都已经没了，风车是一个念想。
日本军官又说，不然我拿一个馒头给你换。
栓柱表现得非常贞烈，他一甩手打掉日本军官手上的那颗馒头，义正言辞的说，不换。
戏演到这里，我就不明白了。整个片子大家为了能吃饱，卖儿卖女卖媳妇，他怎么就为了一个风车，就成了贞节烈女了呢？
他的理由是，孩子都没了，留着念想。
你才当几天孩子的爹啊，念想？要是为了念想，成亲一个晚上的媳妇花枝就不能卖！一个大活人不更有念想？！
所以，这“念想”二字你说扯不扯！
再来，看那情形，栓柱至少饿了几天了吧，但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面对一颗白花花的馒头，他竟然还有力气和勇气，拒绝了……
假使说，这是一部表现国人面对日本人杀戮行为而英勇就义的片子，他这个行为，完全合理。
但他说他为了一个风车，最后被日本人一刀刺死，这事就太不把观众的智商当回事了。
所以导演（编剧）你认为只要是面对被日本人弄死的情节，不管怎么个死法，都应该得到国人的感动和难过是吧？
我记得解放初期那会儿，全国也是很多穷人没饭吃，但与片中这种闹饥荒，严重程度当然相去甚远。
有一回，我问母亲，她的爷爷为什么在解放时被枪毙了？是因为他是地主吗？
她说，不是地主，而是因为文采太好，引人妒忌了，所以借由地主之名打倒了她的爷爷。
我又问，那他文采那么好，当时是干什么的？
母亲想了半天，终是答不上来，最后说：那时心里只想着如何有口饭吃，哪里还管爷爷是干什么的，或是因什么而死的！
看看，一个人为了吃上一口饭，甚至连祖宗为什么而死都无心去了解。
若是为了“念想”，这祖宗的念想可大了去了！
只能说，生活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冯大导演，根本没有真正弄懂穷人在没饭吃时的绝望与人性泯灭。
古代闹饥荒，多少人易子而食，栓柱竟然在那种情况下拒绝了日本人的馒头，而且还不是为了节操，却是为了一个才相处几天的继子的玩具风车，你说这情节操不操蛋？！
宣扬人性之美，隐藏人性之丑，国片就是没有勇气将人性不堪的一面展露在大银幕中。
韩国电影这一点倒很可取，比如《尸速列车》，比如《军舰岛》，都是将人性中最本能最自私的一面刻画得毫无障碍。
毕竟“人”，他本身就是最高等的“动物”，性格中存在进化不足的劣根性，和存在经过教化的高洁品质，它们二者的机率是并列的，要知道，没有鸡，哪来的鹤立不立鸡群？
当然，国片的不足之处或许也不能完全责备导演或编剧的非常理设计，毕竟每个国家的环境不同。
然而，环境所处导致认知不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近来网络流行一句话，“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像”，听起来很自嘲也很凄凉，似乎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吧，反正再也无翻身的余地。
但限制我们想像的原因多了去，又岂止是贫穷？
任何一个人成长的环境都不一样，所能发挥的想像自然就受到的限制，就比如生在皇宫内院的晋惠帝听说自己的百姓因为闹饥荒而吃不上粮食，便说出“何不食肉糜”惊人之语。
就比如说，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陶虹和一帮北京大院里长大的青年们，在那个年代里抽烟穿泳衣谈论性，这简直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保守认知。
要知道，1978才改革开放，而电影的背景却是70年代初。
所以，不是这部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的影片不合理，而是传统的教育限制了我们的想像力。
之所以大家纠结于“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像力”这句话，那时因为我们真的贫穷；之所以电影宣导“真、善、美”，那是因为我们缺乏“真、善、美”。
一切根源在于：我们向往，所以在意，我们没有，所以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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