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谈到了中国在大陆秩序方面太成功了，反倒带来自己在海洋秩序方面的失败。这一讲就来看一下，为何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秩序。

你会看到，中国在大陆方面的超级大一统，反倒让中国历史走上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自我锁死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它使得中国经济只能在一种低水平均衡上挣扎。

到了此时，中国历史就走到了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

“一条鞭法”与人口膨胀

先来看看中国人口为何会过度膨胀吧。这和底层百姓所面临的财政压力的变化有着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底层老百姓交的税少了。

老百姓财政压力的变化源自两个事情，一是明朝后期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改革，再一个是大清入关。

先说“一条鞭法”改革。咱们在第二十三讲的时候讲过，明朝初年，中国货币短缺，朝廷收税的时候想收银子很费劲，市场经济也不大容易运转。

所以，明太祖规定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籍来进行管理：既然收税费劲，索性就少收点钱，这些钱不够帝国治理所用，那么不足的部分就让老百姓服徭役，以此来解决问题。

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套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徭役制度，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地方上早就有官员开始改革，让老百姓交钱把徭役免了，再用这钱去雇人干活。

到了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终于由明朝最有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把地方经验推广到全国，形成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叫做“一条鞭法”。新的制度规定： 各种农业赋税、杂税、徭役等等，计算起来太复杂了，征收成本也太高，把它们给合并起来成为一条，按田亩来折算，统一征收银两。

之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能够进行这样一种财政改革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涌入了中国，大明的货币不再短缺，就可以把所有的赋税全都货币化处理。

对于帝国来说，赋税货币化，可以提高征收效率，也提高帝国的行政效率。对于老百姓来说，有另外一个好处，“一条鞭法”把征税的基础从“人”改成了“地”；过去甭管你有没有地，只要是个人就得交税，现在好了，只要你名下没有土地，有很多税就不用交了。

这使得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大幅下降，老百姓就有能力生养众多的孩子了。要知道，底层百姓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最大的，他们能够生养众多，这就意味着会大大提高中国人口的规模上限。

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以往的朝代，人口极少超过一亿，超过一个亿就会流民四起天下大乱，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而且还是因为这会儿赶上了小冰期的到来。

到了大清，继承了明朝的这种税制并继续向前推进。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皇帝推行一个政策叫做“摊丁入亩”，这就是把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推向更加深入。所以大清的人口膨胀得更加厉害。

但是，大清人口的膨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入关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和平红利”与“自我锁死”

“和平红利”在这是啥意思呢？咱们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中原的百姓要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大明的军队肯定是中原百姓养活的，关外的游牧者依靠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维系统一，事实上也是靠中原百姓养活的。老百姓被迫交各种五花八门的税，苦不堪言。

到了清朝入关之后，中原百姓只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行了，因为关内关外一统了，打的仗也少了。老百姓要交的税一下子少多了，财政压力再次大幅下降。

康熙说过“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增税。他是有资本说这话的，明朝皇上就没这资本。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更有能力生养众多了，这就是满清入关的和平红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清的人口接连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之后才出现问题，天下大乱。

过去有人解释说，清朝的人口规模能够如此大爆炸式地增长，是因为引入了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等等，能养活的人更多了。 但是一些新的农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大清引入了美洲作物于是人口变多了，相反，是因为人口变多了，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于是引入了美洲作物，过去把这个因果关系给说反了。

即便是这样，统计数据表明，到了民国初年，美洲作物的产量还不足中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所以人口爆炸是不能用美洲作物来解释的，而应该去看到底层百姓面对的财政压力与人口规模上限之间的关联。

通过前面的二十多讲，我们差不多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走到古代末期，是一定会走上类似于大清这样一种多元帝国的状态的。即使不是在1644年，不是大清入关，也会是在一个别的什么年份，由别的什么游牧者主导建立的朝代。

因为只有在多元帝国中，作为体系的中国，其中的历史潜能才充分释放出来。就是说，它可以把草原、中原、绿洲、高原等等各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人群都纳入到统一而又多元的帝国当中，帝国的疆界一直扩展到它的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

所谓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就是说，帝国统治到那里，花的钱跟得到的各种收益，达到了均衡，往更远走就该亏本了。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帝国会获得一种和平红利，中国也会进入人口的大爆炸式增长。从中原百姓多子多福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正是人口大爆炸，却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 美国加州大学有一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他们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做“内卷化”，咱们来具体解释下这种状态。

中国人口在清朝过度膨胀，导致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啥样算过剩人口呢？就是说他们没啥活儿可干，或者是劳动所得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就算过剩了。

对这些人来说，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劳动力成本极为便宜。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了。因为我这最不缺的就是人，你发明出来一个技术还要帮我省人，这技术对我来说没用啊。

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了，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以技术变迁为前提。 古代中国是可以出现依靠工资生活的雇佣劳动的，但是没有工业革命，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法真地发展起来，那些雇佣劳动仍然是农业经济汪洋大海当中的点缀。

加入世界秩序，跳出困境

这个情况有些麻烦，因为这些过剩人口，靠农业经济是吸收不掉的，只有靠工业经济才能吸收掉。但是，正因为人口的过剩，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进入工业经济。

超大规模的人口，自己把自己给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的状态上，于是掉到一个陷阱里出不来了。这就是“内卷化”。

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既然无法通过工业经济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最终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内乱，自我屠杀来解决过剩人口问题。那样的话，历史就太悲惨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将因此而黯淡下去。

必须跳出这个陷阱，但是依凭自己的旧有资源是做不到了，因为前面解释得很清楚了，旧有资源只能让中国困在内卷化的陷阱里出不来。那该怎么办呢？有个办法， 既然靠中国自身没法出现技术变迁，出现不了内生的工业革命，那就从外部传入新技术呗，这样就能刺激中国发展起工业，然后就能吸收掉过剩人口了。

这外部世界是谁呢？就是西方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或者说，通过与西方相遇，而加入到世界秩序当中，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内在需求了。

西方的到来当然给中国带来了战争与屈辱。西方征服了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和地区，让它们沦为殖民地；但是西方却没法完全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

这样一种超大规模，使得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完全征服它。而列强们都是这心理，我吃不着，你也别想吃着，中国就利用了列强的这种矛盾，寻找到夹缝，不仅没被彻底征服，反倒挺过了屈辱，还发展出解决自己困境的手段。

随着西方的到来，中国的超大规模又呈现出另外一个效果。在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过剩人口一定会导致内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加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过剩人口反倒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因为比拼劳动力价格谁也比不过中国。

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无论它是否主动想要做，都会深刻地改变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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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 明朝末年的税收改革，以及清朝入关所带来了的和平红利，让中国的人口获得了大规模成长的机会。但是，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反倒让中国没法内生性地发展出新技术和工业经济，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只有通过加入世界秩序，才能够克服这种困境。

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讲解就告结束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就是中国开始努力融入世界秩序的开始。

虽然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谈到了，加入世界秩序不仅会让中国跳出内卷化陷阱，还会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从政治意义上先对自己完成一种现代式的整合。

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政治整合，加入世界秩序反倒有可能让中国陷入更大的麻烦；只有完成这种政治整合，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竞争优势才真地能够释放出来。

加入世界秩序的初期，中国陷入更大麻烦。如何克服这种麻烦，如何实现现代式的政治整合，以及在此之后如何把中国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与现代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小课题的下半部分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下一讲，咱们先从加入世界秩序后中国的第一个大事件讲起，通过太平天国起义，来看看近代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秩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