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艺节目《奇葩说》第四季的时候，有一期的论题是“被误会要不要澄清”。在节目中，正反两方就被误会一事展开讨论，有人说不用澄清，做好自己，不要在乎是否被别人误会；有人说要澄清，澄清是一种态度；到胡渐彪时，他发表他的看法，他认为，人们根本不在乎真相，在人们看来“谣言是谈资，谣言是话题，谣言是社交货币。”
我们无法反驳，他说的是事实，人们没有那么关心真相，甚至以谣言为乐。人们总是愿意让事情往自己想象的方面发展，以验证自己价值观的正确。同时又渴望不同，希望生活变得有趣，当发现自己无力改变，就只能在固定的轨迹中张望他人，将希望寄予他们。他人越是不同，他人越荒诞，自己越关注，因为这是自己有趣的来源。
一方面他们希望你做的荒诞，一方面却又用你的荒诞突显自己的高尚，一旦你真的做了与他们认识的世界相背而驰，他们便觉得你可怜，可恶。因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呀，你怎么可以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不同便是荒谬”。
也许人们自己不知道，但却不能否认，这本身是多么荒诞的存在。
“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人们都是这样的，即使不愿意，也不能随意改变。”多年前的阿贝尔•加缪也认识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哨声即将吹响之时，时局动荡，人们对未来生活和前途担忧，彷徨不安，和所有有志青年一样，加缪也想找寻时代的毒瘤，想找到一条可以走的道路。中篇小说《局外人》便创作于这个时期。
《局外人》
《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西方文学和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也奠定了加缪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的基础。
阿尔贝·加缪
故事里主人公默尔索以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物性格。他温和老实，不善表达，不愿说废话，对事情也不计较。而他对各种事物无所谓的态度，使得故事的走向变得似乎理所当然。
默尔索与母亲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他也没有足够的资产侍奉老人，于是将母亲送去养老院，母亲本人是乐意的。默尔索母亲死时，他安置母亲的全程都没有哭，第二天还和女友玛丽玩乐。本来每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表达方式就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多大的问题，但这一切却成了另一场事件的关键。一次无心之过，便在法庭一步步的推理证明之下变得十恶不赦，默尔索也成了一个“没有感情、非常可怕”的人。
人就是这样，只能依靠外物来判断事实的真相，但真相往往又被蒙蔽，于是真假难辨，善恶难分。加缪笔下默尔索出世的形象，也使得司法当局的不公以及人们认知的愚昧显现出更大化。
养老院的老门房，努力阐述着他和那些养老者不一样，称养老者为“他们”、“那些人”;监狱里律师说要给默尔索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默尔索深信不疑。直到法庭上老门房去做证，律师因为时间不早了，要求推迟到下午再讲，这时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世俗的观念根深蒂固，默尔索在劫难逃。
法律也不是那么公道。法院开庭那天，大家一派祥和，彬彬有礼，互相打招呼示意，一切庄严有序。然而那程序，司法的光辉形象背后早已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将真相包起来，给观众看他们想看的。观众也乐意接受。而事实涉及的人本身，却成了“局外人”，一个私有利益下的牺牲品。
就像默尔索律师那句戏谑的话“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
再说默尔索，这个人物有着他的原则与坚持。例如人们都喜欢夸大事实以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同情，但这种人不会。一如一开始说的“不同便是荒谬”，于是悲剧便成了必然。其实默尔索也存在问题，他该争取时不去争取，不说他的争取是否有意义，面对喜欢的人，面对律师，面对判决，他都不肯去多说一句，即便对自己有利。
一个好的作品总是能反映时代。《局外人》中人们杀了他们假想中的默尔索，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良心的审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歌。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那首著名的短诗是这样写的：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只愿做为看客，愚昧其中，不愿改变。在这荒诞的人世间，一个个如小丑般，可怜又可笑。终有一天，厄运降临，自己也终将成为故事里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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