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泰:人性·人文·文明之原始生存与文化生存
人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动物。进化以生存为基础,有两个基本阶段,一个是形态的进化,一个是精神的进化。形态进化自然自在,取决于天地自然环境,取决于生存条件。精神进化主观有为,依赖于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和熏陶,生命智慧为基础,仁义道德为目的。
文化体系是独立于人的思维、意识,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一种理性存在,决定人的社会生存关系,塑造人的理性,并通过文化智人的实践运用影响自然生存关系。在文化生存时代,人的精神能不能进化出善的仁义精神,能不能达到人性温暖的文明高度,取决于人能不能发明创造出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体系,能不能主动地运用人文精神来克服自己的野性,来主导人们的生存。
这世上,原本只有自然——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芸芸众生,当然也有人。人是自然,生存也自然,狩猎或采集以得食,逐水草以为居,卧树巢或居山洞而得息,纯粹是天命的存在。五千多年以前,人发明了文字,自然之外就有了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文化。
有了文化,人就大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也大不一样了,自然天命的历史变成了文化记录、文化认为的历史,人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存在;自然生存逐渐变为了文化生存。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的专门化的理论。因为文化,人在成长为文化智人的同时,在不断改善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在自然中的位置,成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王。
初级阶段的文化生存,如果以发明创造工具为标志,这一文化生存阶段,包括了从削尖木棍、打磨石器开始,直到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西方的耶稣、上帝,中东的先知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化特征是实用性,即对生存的物质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衣食住用,使智人的生存状况,与野兽、原始智人等区别开来。文化生存的高级阶段是文化精神主导生存,在这一阶段,文化不仅仅用于获取物质利益,还反过来作用人的精神,培育人的理性,塑造人的观念,于是人们有了善与恶的理性认识,发明出了先进与落后,民主与文明,市场竞争,心机谋略等等文化观念。
没有文化,人自然,生存条件自然,力量也自然,文化人将这样的生存状况,称之为原始。原始就是人的理性还不具备改变自然的能力,能动性受自然的制约,一切的一切活动,完全是自然的。这种认识,是功利性的认识,若用精神来认识,原始是野性精神的原始,是为我唯争的原始,即在物质利益面前,就是争,就是夺,就是自我利益优先才是真正的原始野蛮。
原本物质丰富之后,争就没有什么生存价值了,可西方文化通过渲染物质财富,渲染奢侈生活,树立诺贝尔、福布斯、五百强,成立各种各样的评级机构,诱导恶之贪婪,强化野性之争,将原始自然的争提升到了文化的争。谁拥有更多的知识,更聪明的头脑,更贪婪的野心,谁就能成为贵族、资本家,就能在上流社会生活。
原始生存在食物的多少,是由天地自然、四季气候决定的。食物丰沛时,采集猎杀不用奔波劳苦,智人之间也没有争斗厮杀,弱势者得到关照爱护,种群内一片祥和。自然是变化的,食物多少是不定的,因此种群内的祥和、关爱很脆弱,一旦食物匮乏,就会六亲不认,强势者好强霸占,以我为先。西方文化主导下文化生存时代,与原始生存没有什么不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财富再多,不仅六亲不认、好强霸占,还会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甚至屠村、屠城、灭种等恶事都干得出来。
文化不是自然生成的,是活生生的人在生存欲念的动力作用下,以自然客观——天地自然、人本身的自然、生存状况的自然等为基础,经过理性化的认识、升华形成的东西。只是自然,没有智人欲念的理性发展,没有文化。只有生存欲念,没有地球自然的客观实在,也没有文化。
自然本无善恶,野兽、原始智人也无善恶,就那样自其然地生存,就那样地获取生存需要的食物。文化智人有了文化,有了理性逻辑,有了观念意识、价值标准和根据价值、逻辑进行比较判断的思维,便逐渐有了善恶的文化精神。在自然谋生存,善恶是本然的存在,用文化谋生存,善恶是理性的,是文化价值的存在。
认识生存,不能离开天文、地理、人事,不能离开人的生存关系;认识文化,不能离开人的本能,不能离开人的欲念。离开了人,生存的认识没有意义,文化的认识很不可靠,方向会错,路线会错,人会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没有文化,善恶是本能、本性的存在。动物植物皆有善恶,又可以说皆无善恶,因为善是为了生存,恶也是为了生存,本性善恶的冲动,化为作用于外的行为,都具有同一个目的,为生存,为生生不息地活下去。生存是生命存在形式,本性善与恶都为生存。在生存的目的性上,野兽、原始智人,乃至于地球自然的所有生物,善的价值和恶的价值是一样的。
众生在地球上生存,既有善的作为,如母狮保护幼狮、成年狼喂饲狼崽;也有恶的争夺,雄狮杀死幼狮、狼群捕杀羊群,其善其恶,都是生存之欲激发下,自其然发生的,食物是决定因素。食物充足,善多于恶,食物匮乏,恶多于善。除了食物,外来威胁,也会激发本性之恶。这样的恶,对抗外来威胁,保卫自己、维护种群,其实是善。
因为生存之欲,本性之恶强于善,生存无忧之后才有善举。原始智人和一些动物,为了改善生存状况,更好地获得食物,发明石器,使用木棍,恶通过木棍、石器增强了力量,后来智人发明创造了文化,有了青铜器、铁器,恶的力量更加快速发展,不仅能够自己生产食物,还创造出其它财富,过上了文化智人特有的物质生活,有了文化智人特有的物质享乐。
文化来自自然,但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极为漫长的理性化的过程,是善之欲和恶之欲的萌动生发出来的理性产品,内涵了恶之欲或善之欲的基本精神。认识人文精神,就要分清文化与自然,客观地认识野兽、原始智人与文化智人的本能之欲。文化与自然混为一谈,不了解文化智人的本能之欲,没有善恶之别,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文精神,正确地认识善恶。
自然是外在于人的理性、外在于文化理性的客观,文化是被赋予了人的欲念、意识,并具有某种价值趋向的东西,是认识自然、认识人之后形成的。文化就是文化,不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在文化之外、在人的意识理性之外存在着,若不分别,由文化确定自然,文化就会失去自然,其所谓的自然,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然,而是文化自认的自然。
文化可以认识自然,将认识获得的理性,融入文化之中。这样的认识,在文化生存的高级阶段,受到文化观念、逻辑的制约,客观与不客观,真实与不真实,很多时候取决于文化观念的价值评判,特别在科学文化的时代,显微镜逻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文化的价值评判,大致有两类,人性之善的人文评判,与物质实用的功利评判。人文评判主要在活生生的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生存远景,功利评判的根据在物质利益、竞争能力、经济效益等。由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相同的文化生存状况就有了善与恶,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等不同的主观结论,野蛮与文明也就打上了人文与功利的文化烙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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