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helly Peng
编辑 | 万千
“根据统计有超过40%的人这一生中会得癌症。如果注定要得癌症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甲状腺癌。”当我坐在杭州浙医二院病理科门口的长凳上，看着手上刚刚自助打印出来的穿刺病理报告时，还不知道上面这段略带调侃的话。病理报告上赫然写着：甲状腺癌。
老刘接过我的报告，愣了一会，“我们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报告吧？”
我想他也不相信这个结果。结婚近十年，我一直是家里比较强壮的那一个。跑过马拉松，泡过健身房，却未想到竟是先染上重病的那一个。
两个月前我参加公司体检，在照B超的时候，医生说我的甲状腺上有结节，需要到正规医院复查。我没有太在意，因为当时除了结节之外，我还有另外两项也需要复查。于是，我和其他体检不太好的同事们吐槽了一下公司的工作强度，就把复查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两周前做我对面工位的同事，唏嘘地告诉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的肿瘤医院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又指了指旁边的同事说，“晓璐甲状腺也不好，正准备去复查呢”，边说边摇头，一脸一言难尽的表情。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满脸严肃交代我去复查的医生，心里开始不安。于是和晓璐约在一起第二天去离公司最近的三甲医院。
预约、开单、排队、抽血、再照B超、等报告，拿着几张写满代码的报告单回到医生办公室时，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
医生看了看我的报告单，说我这个情况需要做穿刺检查。“穿刺”这个词我当时自己的理解，就是看看结节是否良性。然而一点都没意识到，医生建议穿刺的原因，是她在B超检查单上已经能看出癌变的征兆了。
穿刺检查安排在周一，当周的周五下午出结果。这期间我该吃的吃，该加班照样加班，直到拿到报告的那一刻才意识到严重性。
我和老刘拿着报告急急忙忙想找个医生看看，满心期待有人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最终的诊断结果。可当时已经很晚，分诊台的护士帮我们看了看医生排班，建议挂第二天早上王医生的专家号。“根据报告情况你不需要再看普通医生了。现在就到门口的机器上看还能不能挂得到王主任的号，让他帮你安排。”
十月底，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从医院出来，老刘一路说：“没事的，没事的。肯定没问题。”
我越听越气：“你说的倒是轻松，生病的又不是你！”
说完，眼泪和担心抑制不住开始往上涌，我闷头走到旁边的停车场，想找个无人的地方扑到老刘怀里大哭一场。可是他没及时跟过来，等他走近的时候，我已经硬生生的把眼泪又逼了回去。
“公司还有点事情没办完，我先回公司了。”我没看他，转头开始向外走。
“那你一会儿回来吃饭吧？”他问道
“不知道，一会儿给你电话。”说完，我就打车走了。
我所确诊的是左甲状腺乳头状癌。按王主任所说，95%以上预后较好。
王主任是一位大约三十多岁，年轻帅气的副主任医师。他看了我的病理报告：左侧长有两个结节，是多发症状。去年体检没有发现结节，今年出现两个，说明生长得很快速，需要尽快做手术切除。
他现在手上有好几例类似的病例，也接诊过很多甲状腺癌的病人，手术后总体恢复都还不错。但是如果发生癌细胞转移的情况，那就需要再次手术。目前我的B超结果显示病情还属于初期。他说最快的话，下周二就可以做手术。
我稍微想了想，回答说让我再考虑一下。他留给我一张名片，第一次面诊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最后并没有回到王主任这里，这段问诊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兜底的方案。他给了我确定性的消息：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在年初接到某互联网大厂的offer，从上海义无反顾地来到杭州。之前十年，我在外企过着朝九晚六的生活，每日两杯咖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四处与人聊天。来杭州大半年，像一条鲜活的小鱼被忽然扔进滚烫的油锅，即使工作时间“996”，但仍然摸不清业务，经常躺着床上睁眼到2-3点，每天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在今年的体检报告中，异常指标从去年的4项暴涨至11项。我曾多次询问医生患病的原因，饮食？作息？还是压力？也在网上寻找各种线索，可没有任何一条有科学道理的证明，能让我把这个锅全部盖到工作身上。
与相处十年的闺蜜吃饭，她安慰我，也许这次患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件好事：让我不再过多纠结工作的得失，提醒自己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条最朴素的生活哲理，总是要到失去时才有切肤的体会。
由于社保在上海，我和老刘商量着手术最好也能在上海，经济压力可以小一点，同时医生素质应该也会更高。找了三四个互联网挂号问诊平台，我们决定挂一家知名医院的一位专家特需门诊。除了他是一位网上评价较高的医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每周一坐诊。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我一刻都不想再等。
周一在医生诊室门口从早上8点无聊地等到10点，看着病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闪现在门口屏幕上，却一直看不到我的名字。直到最后一个名字叫完，我们疑惑地走进去，才发现自己缴费后漏了在护士台登记的动作。
这是一位中年大夫，脸上已经开始有些许斑点。头发在男性中偏长，夹杂着白发飘在半空中，仿佛和主人一样焦躁。
我把杭州医院的诊断报告给他看，解释了一下我的病情。没等我说明具体问题，他就说：“你们在网上找半天，大老远跑过来，肯定是希望找一个好医生做手术。”我赶紧点点头。“你们在不在意医保？如果不在意医保的话，周五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有点愣住了。来这里就是为了能用医保，怎么会说不在意医保呢？
他继续解释，“如果不在意医保就去国际医疗中心。那边是私立的，环境很不错。我周五在那边刚好有一台手术，你去的话现在就给你安排。费用稍微贵一点，大概5-6万。”
我问如果用医保的话，大概什么时候手术。他说，这个不一定，至少要等一个月。“医院有多少病人你们也知道，我手上每天好几台手术，本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应该已经在手术间了。”边说，好像怕我不相信一样，他把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如果你们早一点过来，还可以在门口商量一下。但你是最后一个，必须现在做决定。”
我当时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刘在旁边对我说，“要不就去国际医院看吧？”我没说话。
看我表情不对，医生改口说，“你也别怪我逼你。看你老公的样子也是愿意给你花钱的。”
我问，“能不能留个电话，晚点我们再给您确定的消息？”
他说不行，现在他必须要离开了。“这样吧，我给你先开一些检查的单据。你之前的检查都是在外院做的。如果在我们这里手术，肯定要在自己医院重新检查一下。我给你再约一个下周一的特需号。到时候你拿检查结果回来复查，再告诉我你的决定。”然后打出来一堆单据，递给我就把我们赶了出来。
就这样，我们花600元挂的特需号，前后买来不过这位专家的5分钟，还不包括我们两人来回路费和住宿费。
坐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下来。内心愤愤不平，如果我有钱的话，还用受你这气？
上海专家的话，让我有点犹豫，反复定不下来是不是要花这个钱去私立医院。周末的时候，也询问了一些朋友，我的病情并非疑难杂症，在许多正规医院属于常规手术。如果在私立医院手术，加上老刘和母亲在医院附近的酒店，以及上海杭州来回路途折腾，实在得不偿失。可是如果让我再等未知的一个月，我无法想象带着癌细胞去拼年底大量的工作。即使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如果身边的人都在全力以赴，我也无法毫无愧疚地提前下班。
王医生的脸又出现在我脑子里。我把顾虑告诉老刘，问他要不我们回杭州做手术？我公司有商业保险可以覆盖医保定点医院的普通科室的住院费。而且上海和杭州的医保听说已经可以互通，说不定医保也能报销。
他听了之后马上点头，好像早有此意。
我最后还是在李主任的安排下，住进了杭州的私立医院。李主任是我们辗转了解多方信息之后，根据一位保险业内朋友推荐联系的专家，也是王主任科室里的领导。
李主任普通病床的号码也需要排长队，幸好对应的私立医院是医保定点医院，除了专家诊费和住院费，其他都可以医保和商业保险覆盖，我毫不犹豫的预约了最早周五的手术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交接和医保转移的手续，周四一早我住进了医院。一边做着术前检查，一边等着母亲的到来。
在我印象里，我与母亲很少坐在一起说过女人之间的体己话。母亲在家中是长姐，下面跟着四个弟弟，几乎经历了建国后的所有波澜。
我亲生父亲在小学二年级去世，母亲独自把我养大，一路艰辛自然不必言说。自小她有任何看不惯的问题，会大声地指责我，却无法给我正确的指导。养成了多年我自己做决定的习惯，幸好每个决定她都不会过多干涉。读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离老家最远的985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上海，与母亲的沟通演变成固定每周甚至每月一次。
刚搬来杭州时，母亲每次晚上给我打电话，发现我都在公司，有时周末也不例外。她曾多次生气地在电话中要求我马上换工作。
上周六王主任那边确诊之后，老刘曾问我什么时候告诉我母亲？我有些纠结。母亲正在与她的医专同学聚会，我不想打扰她。想到电话里她可能的回答，我内心开始充满压力。
可是如果手术之后再告诉她，对她来说太过残忍。最后，我们决定确定下手术时间再告诉母亲，给她安排了从老家来杭州的车票。
下午四点多，母亲背着那个跟随她好几年的黑色挎包，后面跟着老刘和一个大箱子进来了病房。她先瞪着眼睛看了看我，没说话就开始查看房间房间四周，说“你这个病房条件还不错嘛，像宾馆一样。”确实，病房的条件类似四星级酒店的房间。有一个单人沙发可以拉开成为单人床，厕所的马桶也是自动感应附带加热功能的。
母亲参观完房间之后，从箱子里拿出一沓百元钞票，“这里是一万块钱给你。”我有些意外，不过没有过多推辞就把钱收进了包里。
晚上吃完饭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我们医院有一个医生，也是脖子这里有一道疤。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是脖子这里长了个瘤子。我没仔细问，不过估计就是和你一样的病”。然后她又说医院还有一个女医生，之前得了乳腺癌，手术十几年了，到现在一直没复发。
我想她应该是希望安慰我吧。
晚上8点多，母亲又用她的大嗓门说，“别玩手机了！你眼睛本来就不好，玩手机把眼睛都玩坏了。早点睡觉！”我内心翻了个白眼，转身把手机放去充电，靠在床上闭目养神。从小我就习惯了不和母亲争论。
停了一会儿，又听到母亲说：“丽丽呀，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听了心里一惊，抬起头来看着她。“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前几天还跟我医专的同学在聚会。我同学里面有一些人现在在上海和南昌的大医院里当院长，他们可以帮忙问一下情况，是不是一定要手术，或者帮忙联系医生。你礼拜二才告诉我，搞得我什么都帮不上。”
是啊，我好像选择性的忘记了母亲作为医生的职业。看着母亲一脸严肃的样子，我回答说，“知道了。”
这时母亲的电话响起来，是大舅打来的。母亲用方言喊了声舅舅的名字，忽然觉得声音不对，就转身出去了。刚走出门，我听到母亲隐忍的控制不住的哭腔，从空荡荡的楼道里钻进来。我吓了一跳，和老刘对视一眼，他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走回来带着一脸惊讶的表情跟我说，“妈刚刚情绪好像有点激动。”
没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我不敢看她。内心想走上去抱着她，就像小时候一样。但不知是什么绑住了我。
第二天上午9点，我是第一台手术。护士推过来一个轮椅，我按照要求把病号服前后反过来穿，坐上了轮椅。
出电梯的时候，我让老刘给我拍了张照。照片里的我用力地笑着，穿着粉色的病号服，左边脖子上有一个黑色的小圈，右手伸出两个指头摆了个最俗套的胜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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