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后学中，以孟子和荀子影响最为深远。本文客观综述孟子与荀子的学说观点，旨在总结孟、荀的学说精要，以启发读者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至于“荀子非儒之争”、“性善性恶之辩”等问题，本文不做讨论。

孟子号称“亚圣”，是仅仅次于孔子的意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极高。孟子原名孟轲（约公元前385年-前304年），邹国人，鲁国公族孟孙氏后裔。今天山东曲阜城南13公里的附凫村，传说为孟子的出生地，当地有孟子故里街。位于山东邹城东关的孟庙则是北宋时期修建的，其第四进院落即为“亚圣殿”。孟子并不是孔子的门徒，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所谓“私淑”是指孟子未能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但就学于子思之徒，因而得闻孔子之道，并以之善沿其身。

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虽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以子思为老师，他的思想可以由子思、曾参而追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继承了孔子的仁爱精神，在政治上强烈呼吁仁政和王道。孟子和孔子的处境相似，都属于社会的另类，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发展趋势中，他们都被边缘化了，没有多少国君愿意听从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见解由此被人们认为是迂阔遥远、虚无缥缈的，对它们不屑一顾。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上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

孟子就是这样以一个另类的眼光看待社会的，比如战国是一个连年兼并、烽烟四起的时代，战争的胜利者往往会感觉志得意满、国势日张，但孟子的观感却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给予杀戮以强烈的谴责。孟子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战争。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战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大量增加，各国实力都在不断增强。孟子却从来没有加入主旋律的“歌功颂德”队伍当中，他看到了社会的另一幅景象。他站在被奴役和受损害者的一方，强烈谴责生活中的贫富不均和人民的沉重苦难，就像那句著名的元代散曲说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孟子·民本思想

孟子与这个时代的发展主流格格不入，但他和孔子一样，因此而不朽，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敬意，也像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思想家一样，都不是顺应时代，而是时代的批判者。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所以富有民本思想。他认为人民高于国家，国家高于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才能做统治者。君主如何对待臣民，臣民就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回报君主。君主有了过错，就应该对他进行批评，不能讳而不言，反复劝谏而不听，则可以推翻他，换一个人做君主。如果遇到一位暴君不肯主动下台的话，可以把他杀掉，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早期的儒家有“汤武革命论”的思想，到汉代（特别是王莽之后），统治者不喜欢这种论调，渐渐就没有人说了。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体现了民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君权的特点。齐宣王在询问孟子应不应该占领被自己打败的燕国时，孟子以燕民的态度作为齐国是否应该占领燕国的尺度，而不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或是帝国主义。换句话说，孟子不是以是否侵犯了燕国的主权为标准，而是以燕国人民的人权状态、悦和不悦为标准。这也是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又一具体例证。

朱元璋在阅读《孟子》一书，看到“草芥”“寇仇”等语时，说：“这不是臣子所应该说的话。”随即下令罢除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将牌位撤出来，并下诏书告诉群臣，如果有人胆敢上书劝谏此事，都要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处置。

有一个名叫钱唐的人不怕死，上书进谏说:“我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的同僚都在替钱唐担心，认为他这次会丢掉性命，但是朱元璋却被他的诚恳打动，没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随后也恢复了，但朱元璋还是认为让学校的学子读到这样的字眼极为不妥，于是便让人把《孟子》书中的忌讳字句全部删除，删节版取名为《孟子节文》。

孟子·独立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对士人的独立精神和文化尊严有非常充分的申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

这种浩然之气在两千多年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文天祥的《正气歌》中的浩然之气便是来源于孟子。无数像文天祥这样的先贤受到孟子的激励，怀抱经世济民的壮志，投身于中华民族的各项伟大事业之中，最终汇聚成民族的浩然正气。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

荀子于五十岁(有学者认为是传抄时误将十五改为五十）时，开始到齐国稷下学宫游学，在齐襄王时代称为学宫备受尊崇的资深教授（史载“最为老师”），之后又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长官）。在齐国呆了许多年之后，荀子又辗转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荀子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宗师，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唯物天谴论

荀子思想包含着唯物（自然）主义天道观以及人定胜天的观点。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这句收录在中学课本的话被人们认为是光辉的唯物主义命题。荀子在此阐释的是一个纯自然的天，它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既不是因为有尧这样贤明的君主才存在，也不会因为有桀这样的暴君而消失。如果顺应这个运行规律来统治，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理效果；如果违背它，国家就会发生混乱。

荀子对天的阐释与汉代儒生有所不同。汉代儒学高度神道化，天变成了一个有意志的主宰，儒生们讲究“天人感应”，出现了所谓的“灾异说”、“福瑞说”等，与荀子所阐释的纯自然之天大为不同。

荀子毋庸置疑地界定了“天行”与“人为”之间，并没有所谓的 “天人感应”关系。社会的治与乱、兴与衰乃是纯粹的“人为”，与“天行”、“天兆”没有丝毫瓜葛。荀子对天人关系的梳理，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一则，让人们认清了：人是社会治理的主宰，社会的治与乱其责任主体乃是君人者，统治者的方针政策直接影响治理效果。二则，庶民大众面对的社会混乱，也不必再指望上天，遇难也就不必再哭天抢地，大可直言不讳地呼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则，统治者要充分认识自然规律的作用，发布的政策命令要顺应天时，才能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否则就会越治越乱。

荀子·性恶论

    荀子思想的另一大特点便是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截然相反。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善性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与佛教中每一个人经过修炼都可以成佛的说法相似。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也，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

荀子的思路则完全不同。荀子认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恶的，之所以后来会表现出善来，是由于“伪”的原因。此处的“伪”并非虚伪的意思，不能曲解荀子的原意，认为人的善良都是伪装的，内心都是肮脏的。其实，这里的“伪”是人为的意思，伪这个字就是左边为人，右边为为。荀子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的，比如拿一块糖给一群孩子吃，他们肯定会为了糖而发生争斗，之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会发生“孔融让梨”的故事，是因为后天的社会教育所造成的，是人为改造的结果。教育依赖于礼义，而礼义是由圣人制定的，也就是说礼义并非是人天性所有的，而是圣人人为的。

圣人和礼义的任务就是“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东西改造人恶的天性。由此，这种礼义制度有着限制和改变人行为的意义，和国家规范制度的目的相同，所以用礼义来规范人的行为可以逐渐发展成为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因为它们都来自人为，也都可以起到“化性而起伪”的作用。此时，荀子便逐渐由儒家而进入法家的范畴。

性善论和性恶论都阐释了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说出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了，当最终说出人性是恶这句话时，却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 

荀子·以礼入法，儒法兼综

在荀子的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对王道和霸道的阐释，对二者几乎给予了同等的尊重，这与孟子崇王抑霸的理念也有所不同。王道讲教化和仁政，霸道讲求富国和强兵。孟子将能够开拓疆土、搜刮民财的臣子称为民贼，对于富国强兵的那一套东西不屑一顾，甚至持排斥态度，因为这些都违背了王道的主张。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

荀子与孟子的观点不同，荀子认为霸道也有可取之处，霸道加上仁政就是王道，王道虽比霸道的境界高，但二者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荀子的学说有着“王霸兼综，儒法合流”的鲜明特征。

荀子生活的年代较晚，已经接近秦国的统一了，新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帝国遥遥在望，所以荀子在这个时代对政治的看法已经与孟子有很大的不同了。“儒法兼综”在后来也成为汉代儒学的变化之一，荀子相当于预告了这一儒学演变。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

荀子“儒法兼综”的思想对西汉政治也有深刻影响。汉宣帝时比较重用刑法官吏，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就进言建议宣帝多任用儒生，尊崇道德教化。宣帝听后说，我们汉家有自己的制度，历来都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效法周朝的政治，只用道德教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