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和父亲在一个闪烁着各色霓虹灯的饭店。村里有几家饭店，独这家有闪亮的霓虹灯，让人在大街上能一眼辨出。
那天，父亲带我去那家饭店，帮我叫了碗面和一瓶冰镇汽水，留我在饭厅的桌边，他自己则去了饭店的后院。约十几分钟后，父亲叫我去后院，我拿着未喝完的半瓶汽水跟了过去。
那是一排小屋，门前都晾晒着各色的裙子和内衣，父亲带我进入其中一间，里面坐着一个女人。时间太久，我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模糊，依稀记得那女人穿着旗袍，看起来似乎比较——借用鲁迅先生曾用的词就是——标致。
进屋后，父亲指着这女人，对我说，“快叫阿姨。”我便笑着地叫了声“阿姨”，她笑了起来，眯着本就不大的双眼，夸我乖。
生病之前，我对那个女人的记忆仅这一次。
不久后的一个夜里，我腹部疼得厉害——去医院后得知是胆囊炎，又无力大哭，便流着泪、吃着痛叫母亲。母亲那时身体虽不太好，睡觉却是一把好手，一旦睡着就很难叫醒。经过几轮拖拉扯拽，母亲终于吃力地抬起上眼皮，半睡半醒着给父亲的几个朋友打电话找父亲。打了一圈才打听到，父亲在那个饭店。疼痛让我无法行走，母亲给村里有着唯一一辆面包车的叔叔打电话，借用他的车。母亲不会开车，只能同时请那位叔叔做司机了。叔叔开车过来，母亲把我抱上车，随后坐在我旁边。
本以为是直接送我去医院，车却在村口那家饭店停下了。母亲下车，进了那个饭店。我一直默默捂着肚子待在车里，未动弹，过了多久也不记得。突然，只听得“啪”的一声，很响亮，很清脆，像是手掌甩在脸上的声音，再后来就是叫骂声，拉扯声，还有劝着的。总之像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忽而近了，忽而远了。叫骂声我可辨别，是父亲和母亲的。原来是母亲在父亲脸上留了个愤怒的、滚烫的手印。
冲突结束，叔叔将我和母亲送去了县里的医院。
插管治疗需要三天，第四天才能出院，期间是不能吃东西的，只能喝水，父亲和母亲轮流照顾我。
第一天，母亲照顾我。
第二天，母亲回家休息，并准备第二天要给我带到医院的换洗衣物，父亲照顾我。他带来了那个女人。
第三天，换回母亲照顾我。我一直吵着饿，母亲实在受不了我的折磨，便偷偷出去买了豆腐脑，结果我刚咽下一口，就咳吐了。医生赶过来，问了以后便对母亲厉声呵斥，称这样做会有生命危险。母亲像偷了糖果的孩子一样，向医生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医生，儿子实在太饿了，我想豆腐脑好消化，就给他吃了一口，就一口……”医生态度也稍有缓和，对母亲厉声道：“插管期间不能吃任何东西，可不能再吃了！”母亲连连称好好好，记住了……
第四天出院，父亲来办理手续，也带了那个女人。出院后，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家。父亲带着我和那个女人，在县里住了两天。我们一起逛了公园，拍了照片。那个女人每天出门前，都会化上很浓的妆，喷上很浓的香水。
有天放学，我晃晃悠悠地往家里走，刚走到邻居家门口，那家大叔就慌张向我招手，说母亲落水了，让我赶紧回家，我听后飞跑着往家里赶。进门，看到母亲躺在床上，眼里没光、没神，但总算还有命，可谓不幸的万幸。姥姥说，母亲被同村一位放羊的爷爷救下了。巧的是，姥姥和母亲所信仰的，也是一位放羊的爷爷。
接着就是父母离婚。
当时我还小，还未能如现在这样清楚离婚的含义，只记得父亲问我要跟谁，母亲问我要跟谁，我也不知道要跟谁，只知道双方都想带着我。那时我很疑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魅力，竟然父母都想抢到我。然而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其他，母亲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因为母亲是农民，父亲是村干部。扛锄头者一定不是携印章者的对手。果然，最后母亲离开了家。紧接着，那个女人就搬来了，衔接如行云流水。
很快，父亲让我叫这个女人“妈”。我有些不解，因为父亲一直让我叫“阿姨”的，突然就要让我改称呼，不知为何理由。其实这一个改了也罢，毕竟从发音上来讲，从阿姨改为妈并不很难。但后来再遇到父亲让我叫“阿姨”的，我会疑惑：这个“阿姨”，会不会哪天突然也要改成“妈”了呢？
正如家里的鸡，突然要我叫做鸭；家里的鸭，要我叫作狗；家里的狗，要我叫做鸡。这不全乱套了吗！所以鸡就是鸡，其他也同理，决不可随意更改。
对于称谓的更改，我那时想抗拒。除了不喜欢她那双总眯着、斜着看人的眼睛外，我也不喜欢她身上浓烈刺鼻的味道——她每天都会喷很浓的香水，那味道总令我打喷嚏。
然而以我长达9年——那时我9岁——的人生经验预判，如真的抗拒了，等待我的将是脸上和屁股上重叠的红手印，像画家在一幅画上重复作画，直到看不到原来的底色。如果继续抗拒，手印上面还会叠加脚印。另外我那时才三年级，虽学过“骨”和“气”二字，但组词仍未学精。于是便装作自然的吐出这“妈……”，接着就听到门外的大黄，几乎与我一同出声，“汪汪汪”地叫个不停。往外看去，那一刻的大黄是站着的，并未跪着或趴着，它燃起了我的敬意。
有天晚上，父亲喝醉后熟睡了。她反复确认后，掏出打火机，在床边点了支烟，猛吸了几口，潇洒地吐出来，那支烟已燃至烟蒂。这个场景，像是饿了两天的大黄，突然在它的盆里发现了鸡腿。我盯着她，感到好奇，因为在那以前，我还没见过女人抽烟。她狠狠地瞪着我，眉头紧皱，嘴角朝下。
“别跟你爸说啊，否则你给我等着！”
声音虽不大，但对年幼怕事的我，威慑力可不小。
“我不说，我保证不说……”我吓得连忙回应。
初中开始寄宿，食堂的伙食一言难尽。我家大黄吃的饭菜——虽然只给它吃剩饭——都要高出我几个层次。馒头里常有黑黑的一团，仔细观察后不难看出，这是老鼠的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苍蝇。头一回当然觉得无法下咽，但多次以后，便能熟练地把黑色的部分抠出，继续吃剩下的了。我至今仍保持着吃馒头要一片片掰着吃的习惯。稀饭表面的苍蝇时常游来游去，时而仰泳，时而蝶泳，游累了，就会被伙夫拿勺子舀出去。
菜系也非常简单。夏天，主要吃水煮黄瓜，经常会盛到黄瓜根部的细枝，经水煮后，不但没了黄瓜的清香，就连这涩味也煮没了。此外还有水煮芹菜，本就不爱吃芹菜的我，只能啃着馒头强迫下咽。冬天则是水煮白菜或萝卜，偶尔会在菜汤里放点油，这时我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直到饭缸里连汤都蘸没了。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补充一下营养，很多家长在节日期间到学校送饭菜，那个女人也不例外。但那个女人不是为了改善我的伙食，补充我的营养，而是别的父母这样做，她也不得不做。
那是一个冬至，我兴冲冲地打电话回去，提出自己的诉求。我希望冬至能吃到一大碗臊子面，或者热干面，再或者烩面，都行。她的回应是，“这是冬至，要吃饺子。**妈和**妈都是送的饺子。”我小时候并不爱饺子，尤其是大的肉块包的饺子，但迫于这节日和别人妈妈的要求，只能妥协。
中午下了课，几乎所有人都往校门口冲，我也往校门口踱着步。到了门口，我看见她提着饭盒，眼睛向人群中扫描。看到我以后，她便大声喊着，“儿子！儿子！我给你送的饺子，大块肉的饺子！”“哎，**妈，你也来了啊！对，我给我儿子送饺子来了，都是肉的！都是肉的！”旁边的家长都竖起大拇指，这是对这位“为人母”的家长的高度认可。
到后来，遇到冬至，我再不愿她送饭了，因为我不想被“冬至”和“别人妈妈”要求吃饺子，便提前打电话到家里，告诉她不要给我送饺子了，我不喜欢吃大块肉的饺子。然而没有成功的，她说，“别人家长都送，我怎么能不送呢？要送的，要送饺子的！”虽有不满，但每次也都吃得下，毕竟虽不爱饺子，也总好过食堂的东西。
那个时候，妹妹出生不久，我常看到她给妹妹做鸡蛋羹。金黄色的鸡蛋羹上，漂着一层光亮的香油，香油上方，腾腾热气缓缓地飘着，我看得如痴如醉。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一勺一勺往妹妹嘴里送，妹妹的小嘴吧唧吧唧吃着，我的口水不自主地往外溢，于是紧闭嘴巴，把这一波波口水送回嗓子。
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对她说，“妈，我也想吃鸡蛋羹……”她皱着眉，眯着眼瞪我，“你吃什么鸡蛋羹，这是给你妹吃的，这是小孩子吃的，你多大了，不吃鸡蛋羹！”诉求失败。在那之后，只要在家里，我对吃的不再讲究，给我吃什么，我便吃什么。有特别想吃的什么，就托同学跟母亲说，母亲便偷偷让同学给我带到学校。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余年，我已而立，众多美食吃过不少，但鸡蛋羹仍是我最爱的食物，金黄色的鸡蛋羹上，滴一层香油，泛着一圈圈金色明亮的光……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美、更美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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