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麦的沙龙
——埃里克·侯麦“对话电影”中的离奇相遇与静默时刻
【美】利奥·博萨尼 尤里斯·迪图瓦
译/潘源
爱与亲密兼容吗？提此问题，是既宣扬又挑战了该问题显而易见的荒谬性。毕竟，无论给“爱”下定义有多难（当然，这是假设爱能被定义，假设爱拥有合理的可靠关系对象），所有人都会赞同，该词将唤起人们之间一种真正或理想的极端密切、无与伦比的亲近状态。因此，提出爱与亲密是否兼容的问题，就是要质疑这一共识的基础。并且，将这两个问题项唐突的联系在一起，也会引发一场具有潜在启发性的对话，涉及某些原本像是“不言而喻”的话题。我们也许发起了17世纪法国沙龙优雅的健谈者所致力于的那种抽象的心理学辩论。对于至少还算悠闲的精英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像是专为实现埃里克·侯麦影片根本目的而设。侯麦的作品是一个电影沙龙，几乎完全沉湎于关于“爱”的闲聊。此外，这是一个庞大的沙龙，有若干群体组成（其中一些群体在其他群体之间来回穿梭，采取两或三个对话角度），探讨这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侯麦电影中的动作尽管很少，但似乎都服务亨利·詹姆斯所谓的“创作便利”目的：它作为方便的工具，在叙事上启发和滋养着对话。
早期的《道德故事》“探讨”开创并控制“亲密”语汇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心理学上颇为微妙，但并不成功。所发生的一切可被当做该辩论的一个元素：《在莫得家的一夜》、《克莱尔之膝》和《午后之爱》中失败的诱惑，表明诱惑者主要以言语构成的行动不具备说服力。（在关于热罗姆对劳拉和克莱尔的不良企图的详细陈述中，小说家奥罗拉的重要性强调了《克莱尔之膝》的诱惑情节的小说性质。）这些早期电影也是侯麦致力于情感辩论的最保守的努力。《在莫得家的一夜》和《午后之爱》中，对宗教和婚姻的忠诚战胜了色情诱惑，尽管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一获胜的“反方论点”有多薄弱，甚至在道德上模棱两可。后期电影阐明“爱”的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现在电影形式加以探讨的不是检验多少有些自信的色情追求的可行性，而是一种主张，关于爱的追求——或许更确切的说，关于独一无二的、令人着迷的、具有排他性的情感的价值和可能性。对侯麦而言，奥诺雷·杜尔菲17世纪的田园小说《阿斯特蕾》（他最新电影《阿斯特雷和塞拉东的恋情》的小说蓝本）的大部分魅力，无疑在于这部小说提供了用电影语汇反复探讨“典雅爱情”的机会，其中之一便如我们在塞拉东身上看到的那样，他凭借对牧羊女阿斯特雷毫不动摇的理想化奉献，用对爱崇高的“坚守”，来抵御“占有”（即对不受约束的性欲进行愤世嫉俗是的鼓吹）。早在20世纪80年代《喜剧与谚语》系列影片中，那一争论便已经一部那么高尚的语汇在现代的真实场景中展开，如《海滩上的波利娜》中玛里恩和亨利之间，以及《绿光》中的德尔菲娜和她在比亚里茨沙滩上遇到的瑞典女游客的争论。
在侯麦后来的作品中，女性替代了《道德故事》中居心叵测、自信且通常自欺欺人的男性，她们多少有些无望地等待着她们认为即将进入自己生活地“纯粹的爱”。大约二十年中，这些女人（以及一个男人——《夏天的故事》中的加斯帕尔）将在侯麦作品中居主导地位，他们的主要差别是，对于自己追求的或仅仅在等待的那份爱情，她们所持态度的积极或消极程度有所不同。在关于爱的侯麦式辩论中，这一积极态度丧失的程度可用1980年后影片中一个明白无误的积极追求者的滑稽性质加以衡量：她就是《好姻缘》中的萨比娜。萨比娜为实现理想婚姻选择了一个理想男人。然而，这个中选者埃德蒙几乎不认识她。她的兴趣令他困惑和恼火，最终不得不用委婉些的语气告诉她，让她放弃，对于成为她的理想配偶，他并无兴趣。在后期的作品中，其他的积极追求并非是由主要角色展开，而是由她们的朋友来代表。在《男友女友》中，莱亚不仅撮合朋友布朗什与亚历山大相见——布朗什认为她迷上了亚历山大（在影片结尾，他将成为莱亚的恋人）——还安排布朗什与她目前的情人法比安会面。最明显且显然比较准确的是，《秋天的故事》中的罗西纳和伊莎贝尔都周到的给玛佳丽提供他们认为她最需要的男人。罗西纳以为她会选中了她以前的哲学教授（他曾是她的情人），而伊莎贝尔甚至没有在知会玛佳丽的情况下，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诚征或许对“45岁寡妇感兴趣的风趣、活泼、好交际”的男士，并以她朋友的身份，与应征男人会面。认定玛佳丽的合适伴侣后，伊莎贝尔仍在未告知玛佳丽自己计划的情况下，安排两人在她女儿的婚礼招待会上“偶然”相遇。
我们之所以强调侯麦作品中孤独、想必并不快乐、丧失了爱的女性的突出位置，是因为侯麦正是通过将这一位置置于爱的中心，来把最原始的交流带进他的电影沙龙。不但如此，他还找到了一种可以将沙龙本身撇在一边的语汇，这种语汇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非语言形式，都决定了谈话的结果。我们提到的人物——主要是《绿光》中的德尔菲娜，《男友女友》中的布朗什，《夏天的故事》中的加斯帕尔和《秋天的故事》当中的玛佳丽——为对话提供了主要的契机，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愿意成为侯麦沙龙的成员。他们不但必须经人力劝才去追求或仅仅是会见他们“应该”需要的伴侣，就连谈到他们自己该有的需求，似乎有时都是被逼而为（朋友们对他们情感幸福的兴趣足以招出他们的眼泪）。在侯麦的作品中，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发展，正因为这些勉为其难的谈话者处于侯麦深奥闲聊的中心，情况尤为如此。无论多不情愿，他们确实谈论爱情，他们的独身成为周围人迫切关注的问题。在侯麦式谈话的中心，他们便是结语——抑或我们应该说，他们趋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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