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破魏战略——精心布势，破军先于夺地

秦献公制定的战略目标是收复“穆公故地”，主要是河西地区。河西之于秦魏，恰如商於之于秦楚，上党之于秦赵，谁占到了就能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秦献公数次进攻河西的重要城邑，取得过“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与“虏其将公孙痤”的辉煌战果。但是魏国在河西扎根已久，几次失败还远不足以动摇整条防线。故而孝公追思他爸的遗愿时，常痛于心。

从表面上看，秦孝公还是以夺回河西为战略目标。但实际上，他与父辈的着眼点已经大不相同。在商鞅的辅佐下，孝公制定了以摧毁强魏为中心的新目标。

此前秦国是单独伐魏。变法后的秦国，则产生了“布厚势”的战略意识。千方百计地让首要敌人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然后快准狠地出击。当对方缓过劲来时，则见好就收，等待下一个机会。如果说秦献公的用兵思路是逐个攻取河西城池，那么秦孝公的想法则是立足于打残魏国的功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收复失地的阻力。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十一年，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

《史记·魏世家》载：“（魏惠王）十四年，与赵会鄗。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由上述记录不难发现，魏惠王并没把秦国当成真正的对手。一会攻宋国，一会攻同为三晋小圈子的赵国，始终以灭赵为核心战略目标。而秦国的一切活动都以摧毁强魏为中心。两国后来的命运，也许早已注定。

秦魏杜平会盟的第二年，魏国发动了灭赵战争，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秦国趁着魏国主力远在邯郸，出兵攻打元里，小胜一场。魏国在次年攻克邯郸，但抽不出手来报复秦国。因为著名的“围魏救赵”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一年。庞涓率领的魏军主力，在桂陵被孙膑、田忌指挥的齐军击败。齐国因此战强势崛起，与魏国并雄于诸侯。

而在秦孝公十年（魏惠王十九年），发生了诸侯包围魏国襄陵的事件。秦国大良造卫鞅趁机带兵包围魏都安邑，迫降魏军。虽然秦国实力大大增长，两战告捷，但还不具备一举收复河西的实力。而魏国由于四面树敌而连番受挫，急需休养生息。而此时商鞅变法才到第八个年头，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于是两年后，秦魏在彤地会盟，秦国得以专心进行第二阶段变法，魏国也安心休整准备下一次中原大战。

于是乎，两国重启战端是在十年之后（秦孝公二十一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给齐国，太子申被俘虏，将军庞涓被杀，主力尽失。

卫鞅向孝公进言道：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并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胜。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东徙，秦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

次年，卫鞅挥师东征河西，发动了孝公即位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他用诈谋俘虏魏将公子卬。此役收复了大部分河西地，卫鞅因战功被封为商君。两年后，秦国又在岸门打败了三晋联军。尽管直到秦惠文王时才全部收复河西，但魏国军力已经被摧残得半身不遂，攻守之势至此彻底颠倒。秦孝公给的艰巨任务，商鞅终于圆满完成了。

结语

破解“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怪圈，是所有赶超者的梦想。而维持马太效应，是所有领跑者的梦想。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魏国从霸主神坛上跌落后，秦国的立场发生了180°转变。为了避免步魏国后尘，历代秦君始终恪守孝公《求贤令》与商君之法，以巩固自己的先发优势。

魏国第一个吃螃蟹，占得了两代先手。但事物的发展完善总有一个过程。先行者精心缔造的新生事物，往往存在不易察觉的漏洞。而后来者更容易看清新生事物的优劣利弊，从而在一开始就避免走弯路，甚至弯道超车。

商鞅有句格言：“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商君书·开塞》）

也许，秦国真的得到了天时。先前魏、楚变法提供了大量实验数据，同时期的齐、韩新政成为了天然的参考对象。秦国因此成为变法浪潮的集大成者，占据了时代的最前沿。而赵、燕等后起之秀爆发时，秦国早已将领跑者的优势积累到无懈可击的境界。

秦国将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融为一体，同时扮演了马太效应颠覆者与记录保持者的双重角色。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商鞅的“强秦奇计”，让秦国的拉仇恨技能满点，真是酷到没有朋友。也难怪秦孝公要面试三次，才能对他露出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