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的范围虽然很广——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而每一种挫折的核心却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我们的襁褓中就开始：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所愿。而对哲学家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在塞内加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的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愤怒
这是最幼稚的冲突。我们找不到遥控器或钥匙、道路堵塞、饭店客满，于是我们摔门，拔花草，破口大骂，大吼大叫。我们找不到某物时（例如：遥控器、钥匙等）就大喊大叫，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世界里，这些事物是不会乱放的。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疯狂：
这是滑向精神错乱最快捷的捷径。许多（盛怒的）人......咒他们的孩子不得好死，自己受苦受穷，家门败落，却不承认自己是在盛怒之下，就像疯子不承认自己精神错乱一样......他们会同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无视法律......一切都用暴力解决......他们已经重病缠身，比其他一切坏事都严重。
他们在心平气和时，可能道歉，解释说他们刚才为一种自己控制不了的强大力量所左右，也就是说，强于理智的力量。“他们”——意即理性的他们——本意并不是要骂人，并为大喊大叫而后悔；“他们”控制不了内在的阴暗力量。发怒的人通过这样的解释诉诸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对思想的看法：把理性功能，也就是本真所在，描绘成常常会受到狂热的激情的袭击，理智对此既不能分辨，也不能负责。
这种说法与塞内加对思想的看法截然对立。他认为愤怒不是来自失控的情绪爆发，而是来自理智本身的根本性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错误。他承认，我们的行动并不总是在理智的控制下：如果在身上泼冷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打颤；如果手指掠过眼睛，我们一定眨眼。但是愤怒不属于这类不自禁的生理动作，它只能在我们理性地持有的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发作；只要我们改变了思想。我们就可以改变发怒的倾向。
根据塞内加的看法，促使我们发怒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和对他人持有过分乐观的观念，这种乐观达到危险的程度。
我们对挫折反应不当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认为怎样算是正常。可能下雨违反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已经见惯暴风雨，不大可能因下雨而发怒。由于我们理解对这个世界能期待什么，由于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希望什么是正常的，我们的挫折感就得到缓解。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遏，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我们的盛怒来自那些侵犯了我们认为是生存的基本规则的事物。
我们应该慎言慎行。塞内加设法调整我们的期望值，使我们遇到以下不如意的事时不至于咆哮：
当周围有嗡嗡声：
为什么一只别人懒得赶走的苍蝇，或是一只挡道的狗，或是楼上住户的装修......会让你这样怒不可遏？
生活必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必须顺应之。我们若不是抱那么大的希望，就不会那么愤怒。
震惊
假如说，我们不仔细考虑突发灾难的危险，从而为我们的天真付出代价，那是因为现实包含着两种令人糊涂的残酷的特性：一方面是世世代代的延续性和可靠性；一方面是无法预料的灾难。我们处在夹缝中，一边是合理的召唤，让我们假设明天还会和今天一样；另一边是大难临头的可能性，从此生活再不能恢复原样。
由于我们受伤害最大的多半是意外事故，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预料到，所以塞内加建议我们时刻心存灾难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思想应该事先准备迎接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惯常发生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任何人乘车出行、走下楼梯，或向朋友道别时，都要随时意识到发生致命意外的可能性，塞内加希望这种意识使事态既不可怕，也不突然。
若要证明多么轻易地可以让我们复归于无，只需举起手腕凝视片刻那流在脆弱的青绿色血管里的鲜血：
人是什么？就是那轻轻一碰就会破裂的血管......一具脆弱的、赤条条、生来没有防护的身体，有赖于别人的帮助，任凭命运的捉弄。
不公正感
这是一种感觉，感到公正的规则被侵犯了。这种规则规定，如果我们正直，就应当得到好报，如果我们是坏人，就应该得到惩罚——这种公正的观念灌输在儿童最早的教育中，也见于多数宗教典籍中，例如在《旧约 申命记》中就说，义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粃（kang bi）被风吹散”。
善=善报
恶=惩罚
当一个人行为正确而仍然遭遇祸事，就惑然不解，无法把这件事纳入公正的框架中。世界看来很荒唐。于是这个人就会在两种可能中徘徊：或觉得自己终归是坏人，所以才收到惩罚；或觉得自己实在不坏，因此一定是公正的管理发生了灾难性的失误，自己是它的牺牲品。对不公正抱怨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信念：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公正的。
但是我们的命运并不总能用我们的道德价值来解释；我们可能受诅咒，或受祝福，其背后并没有什么公正。并非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与我们的为人（是否为好人或坏人）有关。
焦虑
这是一种对于情况不能确定的焦躁不安的状态，我们希望情况好转又担心它恶化。这种情绪最典型的后果是使人不能享受本应是快乐的事：文化的、性爱的，或是社交的。
即使在壮丽的景色中，还会因私下担心其覆灭而焦虑不安，可能宁愿独自呆在一间屋子里。
传统的安慰方式就是说宽心话。告诉焦虑的人他过虑了，事情一定会如愿的。
但是这种宽慰可能是对焦虑最残酷的解药。我们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有双重作用：既让焦虑的人对最坏的情况毫无准备，又无意间暗示果真最坏的情况出现，将是大祸临头。塞内加的做法比较明智，他要我们想到坏事大概是会发生的，但又说其实这些坏事也未必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坏。
如果你想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你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
塞内加担保，一旦我们理性地看待事与愿违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发现它实际包含的问题比所引起的焦虑要轻得多。
由此推论，对于担心会失去财富的富人，千万不要拿大概他们不会破产这类话去安慰他们。应该让 他们在一间不避风雨的房间里住几天，只靠清汤和不新鲜的面包充饥。塞内加听从一位他最喜爱的哲学家的告诫：
伟大的享乐主义导师伊壁鸠鲁常常在某一个时期过一段极端艰啬、刚够果腹的生活，目的是看看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劲去弥补亏空。
塞内加预言，那些富人将会有重大发现：
“这真的是我所害怕的情况吗？”......每一次忍受三四天（这种贫困的是），有时还可以多几天......我敢说......你们将理解，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并不靠财富。
诚如塞内加而言：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即使在她似乎愿意和平相处之时也没有。我把她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地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那些东西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受嘲弄感
来自无生命的物体：
一支铅笔从桌上落地，或是抽屉柜打不开，都使人感到自己的愿望被有意挫败。这种无生物所带来的挫折感还掺杂着受蔑视的感觉。那物件好像在表示对本人自以为拥有，并为周围的人所认同的聪明才智和地位并不买账。
来自于有生命的物体：
印象中他人在默默地嘲笑自己，因而感到十分痛苦。平时腼腆、文静的人如果感觉到被人狡猾地嘲弄了，会怒火中烧而暴跳如雷，做出残忍之事——甚至杀人。
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很容易认为这种伤害是故意造成的。我们很容易把两个本来是以连接词“并且”联起来的短语变成用目的词“为了”联起来。本来是“铅笔从桌上落地，并且我很恼火”，变成了“铅笔从桌上落地是为了要使我恼火”。
塞内加对此类错误判断有一种解释：
这样的人的精神中存在着某种卑下的品质。他们总是预料要受辱，其背后实际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伤害的恰当的目标时，那就很容易相信确实有人或有东西在设法伤害我们。
“某人今天没有同我谈话，可是他同别人谈话了”；“他傲慢地拒绝同我谈话，或是公开取笑我的话”；“他没有让我坐贵宾席，还让我坐末座”。
所有这些可能都出于完全无心的原因。他今天没有同我谈话，因为他想下星期见我。他看来在取笑我，其实只不过脸上有点发痒。但是一个精神卑下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为我们的第一印象加一层防火罩，拒绝根据这一假设贸然行动。我们一定要自问：别人不回信，是否必然是为了惹恼我们而故意怠慢；钥匙不见了，是否必然是被偷了：
（智者）不把错误的解释强加于一切事物。
这里有一个简便的法子衡量一个人内心卑下，或是对自己友善的程度：可以检验一下我们对噪音的反应。塞内加住在一座体育馆附近，墙很薄，吵嚷声不断。他是这样描述他的烦恼的：
想象一下，我耳边有多少种噪音在回响！......例如，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先生在练习掷铅球，当他用劲，或假装用劲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吼声；每当他松口气时，我可以听见他那高频率的咝咝喘气声。我再把注意力转向一名不在活动而在享受普通的、廉价的按摩时，我可以听到手掌拍打他的肩膀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间或出现的流浪汉或小偷被抓住的声音，喜欢在洗澡时欣赏自己声音的人的引吭高叫......拔头发人的刺耳尖叫声......还有糕点小贩的各种叫卖声，卖香肠的，卖糖果的，人人都争相叫喊以吸引伙食房的注意。
对自己不友善的人很难想象小贩高声叫喊就是为了卖糕点。罗马一家旅店的底层的建筑工人可能是假装在修一堵墙，其真实意图是故意招惹楼上那位正在读书的人。
卑下的解释：建筑工人敲打是为了要让我恼火。
友善的解释：建筑工人在敲打，同时我感到恼火。
为了使自己处闹市而心静，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吵闹的人对我们全然不识。我们应该在外界噪声和内心的应受惩罚感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我们不应把对他人的动机的悲观的解释注入到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场景之中。这样做了之后，噪音仍然使人不愉快，但是不必激怒我们。
但求室内安然无扰，任凭室外疯狂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就不多了。我们的聪明的动力在于经常提问：“现存的是否必然如此？”于是而产生政治改革、科学进步、改善关系以及优秀著作。
可是，那些孜孜以求，探索变革的心理官能很难知所止。即便在没有希望改变现实时，它们仍不断在心目中展开变革的场景。为了促发足以鞭策我们去行动的能量，就用一阵阵的难受——焦虑、痛苦、愤慨、受刺激——来提醒我们现实很不如意。但是如果我们随后不能实行改良，如果我们失去了平静却不能改变河道，那这一阵阵的难受就毫无意义。所以，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已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可以用一种形象来比喻我们的生存状态；有时能实行一些变革，但永远必须服从外在的必然。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决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当一条狗拴在一辆车上时，如果它愿意跟着走，它就被拉着，同时跟着走，这样它自发的行动与“必然”巧合。但是如果它不想跟着走，反正它也得被迫跟着走。人也一样：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得被迫跟着命定的道路走。
狗当然希望随意到处跑。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不如乖乖地在车后面跟着跑，而不要被车子硬拽着以至于绞死。
如塞内加所说：
牲口跟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任何缰绳都只是顺着它伤害少，而越逆着它挣扎伤害越大。对压顶而来的恶事惟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向必然低头。
为减少我们对违背我们意愿的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是套着绳索的。智者知道什么是必然，立即顺从它，而不徒耗精力去反抗。
这看起来像是一副消极无为的药方，鼓励人向一切挫折低头，而其中有些是有可能克服的。但是塞内加的论点比这深刻。把并非必然的事当做必然接受下来同对必然的事进行反抗一样不合理。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做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不论我们与绳索拴住的狗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有一点比狗优越，那就是我们有理性，而狗没有。所以狗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让绳子拴着，也不理解车子的移动和它脖子痛之间的关系。方向的变化使它糊涂，它很难捉摸出车子走的路径，因此只能不断忍受阵阵的疼痛。但是理性能使我们用理论准确的推算出车子的路径，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通过与必然之间保持适当的松弛而增加自由感，这种机会在所有的生物中唯我们所独有。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甘心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何必为
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
全部人生都催人
泪下。
———节选自《哲学的慰藉》（部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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