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2019年3月中下旬，美国的匹兹堡市还飘着雪，我登上了回中国的航班。
在飞机上，我每过两小时就查一遍飞行距离，飞机飞越北冰洋，飞越蒙古国上空，终于飞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我距离爸妈又近了一些。在折腾了24个小时后，我终于到家了。第二天早上7点，爸起身做饭，自从我去年八月底离开家以后，他全全负责妈妈的饮食起居一日三餐。
妈躺在床上，脸上一层蜡色，目光直视上方，有时候，眨一下眼睛，右手的指头肿得像藕节，摸上去热乎乎的。
“妈，您想治疗吗？”
“嗯。”她没有更多的话。
妈小便失禁了，爸爸一个劲儿自责，在午睡前没有陪她上厕所。我心里还在犯嘀咕这是不是脑水肿惹的祸。
来不及倒时差，我在唐都医院门口拦下来一辆出租。中国的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口才佳且消息灵通，从三甲医院门口停车难扯到医院的年利润。他百思不得其解，别人挤破头皮都往大医院跑，我却要去附近的一家二级医院。唐都医院患者多，设备有限，妈妈等十天才能做上核磁检查，没有近期检查结果，没有临床诊断依据，去专家大牛那里也无济于事，多亏该院放射科的一位医生给我支了一招，让我带患者去附近一家二级医院拍片子。这种操作我经历过，三级甲等医院里的医生通过私人关系把手里的病人介绍给二级或者专科医院，病人能省时省力做上检查，小医院也能因此增收创收。
下了车，我直奔“崔主任”办公室，无需挂号，全凭手里拿着的单子。这位主任一看单子，上面有XXX医生的大名，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他赶忙打了一通电话，让我去隔壁办公室。屋子里已经有两个人在等着了，经问询，也是医院的医生推荐而来的。又过了两三分钟，一位穿着黑黄条纹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崔主任对眼镜男强调，“这是XXX教授介绍来的，你集中处理一下。”他随手关上门，并要求在场的人小声说话。接下来，他接过现金，开始写单子，对排在我前面的两位说大概十分钟后就能做上核磁了。我告诉他我妈第二天才能来，而且我身上没带现金。他在一张白纸上抄了几条信息，叮嘱我第二天早上来报患者姓名就能做上。
随口小声地对我说，“一千块钱。可微信。”
“没有发票？也没有就诊单？”我轻声问道。
“不需要。”
出了办公室门，我跟“崔主任”打了个正着，他又露出灿烂的笑容。我看到大厅里坐满了等着拍片子的患者和家属们。
我拿到了拍好的核磁片子再次回到唐都医院。从家出发前，爸还拒绝跟我合作，一听要见一年前给妈做脑瘤切除手术的主刀大牛，他默许了。回国前，我在一家在线医疗网站找到了唐都医院这位大牛，平时在医院想见他一面都很难。等我在线付完30元咨询费，提交完患者病情，他迅速回复，让我等他出门诊时带上新拍的核磁片子即可。
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挂上了大牛的专家号。我手里拿着号，竖着耳朵仔细听广播里喊妈的名字。爸推着轮椅，妈坐在轮椅上，面如土色，神儿没了。她穿着爸的羽绒裤，羽绒服，激素的作用使她整个人都变形了，那天西安已十几度了。
大牛的问诊时间很短，总共不到10分钟。他先看了看核磁片子，随后说了两句话，“没啥好方法，”又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的妈，说“挺好的”，之后，便安排我们在诊室门外等着，说有一位脑瘤化疗专家会找我们。在爸看来，这完全是敷衍，一个号称西北地区神经外科的大牛，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把患者极其家属推给手下的一名医生。
大牛的挂号费15块钱，仅是在线咨询费的一半。他每周只出诊一次，得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停的接待络绎不绝慕名前来的患者，其中不乏专程从外地赶过来的，为了提高效率，他尽可能给患者提供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对于病情稍微复杂的患者，另作特殊处理。随后，一位李姓的医生叫我们到隔壁办公室，他简要询问了妈的病史，让做一些检查来判断肿瘤的进展。他还让我去药店购买一种叫贝伐珠单抗的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说消水肿效果好，一次用三支，一支近2000元，需自费。“我不能收治你妈妈”，李姓医生以唐都医院没有床位为理由拒绝收治妈。他让我自行联系打这种静脉注射的靶向药物的地方，可打这种药物，对护士护理要求极高，还需随时监测患者血压，通常情况下，一般医院不会情愿接收别家医院开的治疗方案，更不愿意承担治疗风险。
“可是我妈从去年春天做手术起就在这儿治疗了。”我有种说不出的无力感。
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烈请求下，李医生同意帮我联系另外一家医院，他对着听筒说，“患者愿意尝试治疗”。就这样，我马不停蹄的找到了某专科医院的陈主任，再我几次三番讨价还价后，他终于答应接收妈。当陈主任看了我手里一叠核磁片子后，直摇头，说妈是晚期的晚期，让我欣慰的是，他基本同意唐都的方案，但需要加一些他认为对症的针剂。我只盼对症治疗能缓解妈脑中的水肿，愿她意识能清醒些，能舒服些。
就这样，妈再次住院。医院分她了一间单人间，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护士给床头挂上了“病重”的牌子。生命体征检测仪24小时开着，护士叮嘱妈吸氧并尽量卧床。当天值班的住院总医生甚至对我说，医生看不得病人死去，必要时要切气管，全力抢救病人的生命。
妈住院输液，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姥姥姥爷来看他们的女儿，妈原本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突然有了精神，来了劲儿。姥姥直夸妈的头发黑了多了；接下来她又夸妈的唇色健康。“就是脑子不好了，”姥姥叹了一口气。姥爷摸了摸妈的头，她露出了笑容，又说了好几句简单的句子。妈感到了来自父母暖暖的爱，这大概就是爱的力量吧。据说，姥姥姥爷在来之前听闻他们心爱的女儿再次住院，放声大哭，痛苦不堪。临走告别前，两位老人分别和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告别，她清楚地叫了，“爸”、“妈”。
姥姥姥爷一个劲儿夸爸照顾得好，非常辛苦。我看到爸的眼角湿润了。
爸终于不再板着脸了，整个人也松弛了下来，“爸向你道歉，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他笑呵呵对我说。我们俩达成了共识，下一阶段的治疗要以妈妈的生命质量为重，爸找了保姆，24小时陪着妈，给她按摩，陪她说笑，爸说这算我们家的姑息治疗，就此，我们一家与脑癌的斗争方式也从激烈转向了缓和。
爸让我如期回美国，家里的事由他来扛着。贝伐单抗消脑水肿的效果貌似不错，一个疗程过后，妈意识清醒的时间久了，爸说再打一个疗程看看。
回美国后，我跟爸通话，他说治疗有些起色，妈吃饭不错，能扶墙走路，话也多了一些了。
一天晚上，我做梦。
妈满脸笑容，身穿红毛衣，毛衣上绣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粉色花骨朵。
她留着齐耳短发，头发黑黝黝的，搀着爸，两人有说有笑往前走。
我叫了一声，“妈，你还病着呢。”
她扭头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回答到“没事。”
场面定格了。
我醒来，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日期，
2019年4月1日。愚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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