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大热的国庆献礼片能在影院当下引发共鸣，紧接国庆档的《犯罪现场》作为犯罪片，首要的任务是赋予观众探寻真相过程中解密般的快感，完成这个规定动作的同时可以尝试深度展现正义与邪恶、无情和有情、现实和幻觉等多重关系纠葛。从结果看，《犯罪现场》附加题比规定动作完成地更好更成熟，导致观众会被一些闪光片断和画面打动，但很难体验真相游戏中淋漓尽致的感觉。
一、多重的价值矛盾
整个电影的基调模糊而阴暗。珠宝抢劫案团伙成员徐糠被杀，警方督查叶守正带领的团队把抢劫团伙头目汪新元作为重点嫌犯调查。汪新元出于自保以及保护剩存团员的目的也开始积极调查真相。林法栋和汪新元数次交手，加上犯罪现场一只鹦鹉的帮助，最后解锁真相。
整个故事最核心的价值矛盾在于正义与邪恶，也是所有犯罪片的基本价值讨论。警察一定是正义的代表吗？罪犯必须是冷血无情的嘛？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吗？从这种层面切入的故事相往往不是大团圆结局，却更容易借助丰富的情感体验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
电影展示了多处犯罪现场。作为故事背景的珠宝抢劫案现场；抢劫犯之一徐糠被杀现场，引发了叶守正和汪新元的双边追查，也是整个故事的由头；抢劫犯成员在洗衣店被炸死，汪新元开始怀疑真正的凶手；汪新元的小弟红毛在逃跑中被杀；一闪而过的叶警官于海，真相浮出水面。徐糠被杀是主要现场，其他是这个第一现场的背景和衍生。红毛被叶警官枪杀的场景中叶警官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所以表面看起来的警察办案现场实际上也是隐藏的犯罪现场。当然所有这些还都只是发生在现实中、呈现在屏幕上的，不包括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模拟犯罪。
抢劫案中正义与邪恶的绝对对立，到之后犯罪现场追查警察为嫌犯说话、林法栋开始顺着汪新元提供的线索查案、叶警官解释红毛死因的含糊其辞（当然最后才会知道他掩盖了更重要的事实），正义和邪恶就从清晰的靶子逐渐变成晃动的影子。在这些或明或暗、或实体或臆想多层次的犯罪现场中，正义和邪恶的关系是流动的、纠缠的、甚至相互转换的。
随之而来的，绝对真实和绝对虚假的矛盾。徐糠案发现场的唯一见证者：一只鹦鹉。鹦鹉可以经过训练说出人话，但是怎么保证它说的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同僚问林法栋的问题：“你怎么向市民解释？”什么是可以相信的绝对真实？每个人都在努力辨别周围的信息，对汪新元来说可能是JOY到底是不是好人、会不会出卖我？对于林法栋来说可能是上司隐藏了什么秘密、他和案子有什么牵连？整个故事就在一点点去伪存真中推进，最后剔除所有虚假信息，找到一个真相。
二、立体的人物和不充分的动机
电影可以看成以汪新元和林法栋为中心的双男主模式，每个人又杂糅了多种特质。汪新元可以杀人不眨眼，也可以因为一碗甜汤感动得热泪盈眶，林法栋是一个欠着高利贷却又养了一窝子流浪猫的警察。如果每个电影人物都有人设的话，这样立体的人设将极大地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因为越是复杂的人物越真实可感、越能散发魅力、越出彩。
在具体的行为上，最有趣的设计是双向追查。警察查案的同时，汪新元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潜入叶守正的家查探线索，主情节从警察查案、嫌犯潜逃变成罪犯和警察互查模式。两种身份就这么交叉互换了。在主人公身上，设计的核心是制造对立。在同一个人身上制造对立的人格特质、对立的身份，但在情节的发展中又要做到情理之中。
发展不充分的点在于人物动机。汪新元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叶守正最恨的是汪新元，为什么采取迂回策略浪费时间解决团伙成员，为什么会因为分赃不均自找麻烦？人物动机不充分直接打乱了电影的节奏，使得整个情节铺垫很多之后急转直下，直接从口中而不是合理的情节发展和行动中硬塞给观众一个真相，减弱了得到真相时的惊奇感和预想中高潮的力量。
三、场景和镜头的优点
电影加了很多象征元素。汪新元关于蚂蚁的幻觉让人想起一条安达鲁狗，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内心压抑、躁动的外化物。晚上睡觉睁着的眼睛，永远没法睡一个好觉。最后他仿佛也变成了那只永远飞着的无脚鸟，能闭上眼睡好觉的时候就是去世的时候。鹦鹉既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也代表着那难以言说的犯罪真相，给案子加上了神秘感。通过训练的鹦鹉开口说话，既在事件进展上指明了案件的方向，也和经过努力查探真相水落石出的叙事相互呼应。这些都丰富了电影的视觉体验和意义系统，让画面更生动、叙事更有感染力。
高潮的画面是有表现力的。汪新元和林法栋在黑暗中的坟地对峙，还有什么能比坟地更能传递出死亡气息的呢？风中飘荡的杂草映射出动荡的命运，瓢泼大雨砸在主人公的脸上、望向茫茫夜空，这个场景给整个电影贡献了为数不多具有电影美感的画面。如果不是一直重复播放“这个世界本不该如此”的台词会更加完美。
有鲜明的电影基调和形象系统、良好的人物基础，容易使观众产生共情；但在动机、情节和台词设计上有明显的缺陷，损耗了推理探案的快感，这些都让《犯罪现场》成了一部情感大于理智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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