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男，1959年出生，籍贯成都，北京户口，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留学柏林洪堡大学，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同年就职于柏林国际金融投资公司，1989年就职于北京通达证券公司，1990年2月在北京结婚，同年8月离婚。1991年鬼混。1992年3月就职于柏林《世界经济周刊》，任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1994年1月辞职。1994年6月在北京创办个人私募基金，1995年5月私募基金预备解散。此人无信仰，爱好音响，在柏林有一套住房，有德国永久居留权。
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不确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
丁元英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说：“你办事老总裁放心，但董事局不一定放心。董事局关心的不是老总裁的遗嘱，而是利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资历问题，对你也是一个潜在的障碍。退一步，让两个副总裁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让他们去内耗，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企业必然会蒙受损失，此消彼长，有个比较。当董事局看清楚谁是争权的、谁是干事的，自然就众望所归了，你才有可能树立真正的权威。否则，你一登上拳台就会促使他们先结成联盟，你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品。”
丁元英说：“北京像个淘金场，个个都觉着自己是龙胎凤种，太闹了。”
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丁元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丁元英醉醺醺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卧室一张大床，床单洁白、平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东屋一张特大的石面茶几，一套大得像单人床一样的藏蓝色布艺沙发。客厅一套音响，一张同样像床一样大的双人沙发，一张与东屋一模一样的茶几。所不同的是，东屋茶几上放的是两台笔记本电脑，客厅茶几上放的是家庭极少见的上品功夫茶具，特大的竹质茶盘几乎占满了整个茶几。房间里惟一能体现一个“多”字的是客厅里的那套音响，一对小书架音箱居然配置了13台机器，台台都是金色华贵、做工精湛。房间里没有任何点缀，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在这种个性的背景下，墨绿色的落地窗帘、乳白色的窗纱和藏蓝色的沙发，大版块、极简洁的色调就不再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了，只有沉静。
芮小丹心想：这人心事太多、脑子太复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是需要点缀和填充，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丁元英答道：“可以。这是《天国的女儿》。”
自嘲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
本是后山人：没见过世面、没有学识的人。偶做前堂客：偶然的机会登上大雅之堂。醉舞经阁半卷书：自我陶醉地卖弄藏经阁万卷之一的皮毛学问。坐井说天阔：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大志戏功名：志向远大到戏弄功名，彻底超脱的至高境界。海斗量福祸：以海为斗量度人生福祸，何等的胸襟！论到囊中羞涩时：忽然一摸口袋自己的钱比别人的少。怒指乾坤错：破口骂娘了，都是世道的不对。
丁元英把饭桌上的暖瓶放到地上，将杯子移到一边，从烟盒里抽出四支香烟，先用两支摆了一个平行的形状，两支烟的间距大概有十几公分，说：“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者的间距就是生存机会。”他又把另外两支烟放在原来两支烟的外侧，间距扩大到20多公分，说：“如果咱们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咱们就比别人多了一些生存机会。市场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
丁元英说：“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可以补救。”
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那支股票能挣一倍以上的钱呢？为什么一定要在明年5月卖掉？一般都认为明年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都是股市利好的消息。”
丁元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技术面、制度面、产业结构……很多因素，我跟你说不明白。这东西有点像禅，知之为不知，不知更非知。”
芮小丹说：“书店里教人炒股的书满柜台都是，怎么到了你这儿连说都不能说了。”
丁元英说：“真有赚钱的秘笈人家能告诉你？能那样赚钱也就不用写书了。”
丁元英说：“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培训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李铁军一拳捶在手掌上激动地说：“干吧！这时候不拼还等啥？”
周国正也说：“就算是拼死了，也比这半死不拉活的强。”
丁元英说：“香港回归是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至少近期不是经济问题。十五大是要解决政治、经济的基本策略问题，国有资产重组、债权变股权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势在必行，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位于五台县境内，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
北京、古城、五台三地之间的距离相差无几，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韩楚风以前曾经两次去过五台山，但都是在夏季避暑旅游，惟此次与丁元英相约而去有所不同，意在拜访大师谈经论道。为了这次参悟佛法之行，他推掉了手头所有的工作，独自一人驾驶一辆三菱吉普越野车前往五台县，在古城至五台县的最后一<kbd>.99lib.</kbd>个国道收费站等候丁元英乘坐的班车。
丁元英说：“乐圣是因为矛的锐利而无需用盾，我这儿是既无矛可攻也无盾可守，就只能借用乐圣的矛了。我想，在北京摆摊儿，用柏林、伦敦、巴黎三个城市当托儿，让斯雷克公司当打手，让法院、媒体起哄，让伯爵电子公司落井投石，从乐圣公司碗里化点缘是有可能的，核心在一个小聪明上，小聪明的文章做好了，就能诱导乐圣公司的大聪明，而潜伏在小聪明其中的，是大智若愚。”
丁元英说：“所以，这事得拆分成发烧友的公司和农民的生产两个部分，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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