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朱梅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傅雷与朱梅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生死相依的深情

1966年9月2日，饱受了三天四夜批斗后，傅雷宁死不屈，在绝望中想到了死亡。

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拯救傅雷，想着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惨无人道的批斗，就不禁绝望，朱梅馥选择了与他一起赴死。

她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乾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傅雷的一生，虽说深深浸润西方精神，但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绝于人民”，大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五十三岁。

看过遗书手稿的作家叶永烈说：“遗书那么长，没有改过一个字，一口气写下来”。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

他平静地交代身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他们不仅连自己的火葬费都事前准备好，在这封遗书中，傅雷夫妇还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在生无可恋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还想着尽量不要拖累和亏欠别人。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许多年后，他们的儿子傅聪说，他当时也很清楚，以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柯灵曾用这样的句子给傅雷描绘了一幅肖像：“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傅雷与朱梅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童年阴影影响一生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因出生时哭声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字怒安，号怒庵。

他四岁那年，父亲因受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肺病已入膏盲，更以含冤未得昭雪，郁闷去世。母亲在承受丧夫之痛的打击下，再无精力照料膝下的四个孩子，最后只剩下长子傅雷，其余全部夭折。

母亲李欲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严格得近于苛刻，因为不好好念书，一天深夜，母亲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竟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烫他。傅雷曾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来形容自己的童年，这种痛苦深深地烙在了傅雷的心里。

这样的经历和思想，让他的坏脾气出了名。他不苟言笑，如他的名字一样，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说不了什么时候就会发雷霆之怒，身边的朋友故意把‘老傅’喊成‘老虎’。

傅雷的孤傲，使得他既不屑与庸俗妥协，又不屑向权势低头，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念了中学的傅雷就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但随着校方的严厉管制，傅雷的母亲生怕他受到牵连于是赶紧把他带回了家里，知道后来风声停息了些才继续返城念了大学。

朱梅福和傅雷是远房表亲，自小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14岁的朱梅福与19岁的傅雷定亲。

然而，在浪漫之都巴黎，远离家乡享受自由气息的傅雷和一位法国女子“谈起了恋爱”，甚至写了一封毁婚的家书，决定抛弃小表妹。可不久他就发现这位新女友的放荡，又因伤害了表妹自感无法回头，意欲自杀。幸亏好友刘海粟扣信不发，并及时赶到，告诉他他还有机会和表妹携手今生。自此他才醒觉，与表妹的爱情才是恒久的真爱。

1932年，傅雷学成回国，与表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嫁给傅雷之后，傅雷给她取了个法文名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并嫌她的原名俗气，为她改名“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自此，她的一生就属于他的了，并用自己的暗香，芬芳弥漫了他的一生。

1928年，傅雷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去往了法国的巴黎大学，在那里学习艺术理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创作和翻译各种名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回忆朱梅馥时就写道：

“ 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在儿子及诸亲友眼里，朱梅馥“像菩萨”，一辈子善良得不近情理。

好友周朝桢也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敏说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忍”。

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朱梅馥性格温和有一副菩萨心肠，但傅雷不是，他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闻名，一样令人“闻风丧胆”。

当年傅雷赞美杨绛的翻译不错，杨绛出于礼貌说了一些谦逊之词，傅雷非常不高兴，说“杨绛，要知道，我是不轻易赞美别人的”。

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教育方式又是“粗暴”的，严格得近乎残酷，稍有差池，非骂即打。

傅聪小时候也爱玩：琴上放着谱子，他有本事同时看《水浒》，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傅聪。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打个耳光这是普通的。有一次，傅雷竟然把傅聪绑在自己的家门口，让邻居们都看到傅聪不听话，以此警告傅聪。

1953年正月的一天，傅聪和一帮小朋友在家里弹琴，他们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傅雷在一旁听。当小朋友们走后，傅雷生气地对傅聪说：“你弹得不好，在小朋友当中很丢脸，你学习不认真。”

傅聪不服，傅雷的言语就更激烈了，傅聪因此负气离家出走，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家里住了近一个月。

《傅雷家书》中显示后来的傅雷对其教育方式非常悔恨。在《傅雷家书》第一封信里面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朱梅馥则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

傅雷与朱梅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非常善良，非常浩荡的奇女子

1939年的时候，傅雷认识了一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容颜和声音让傅雷如痴如醉，直呼女神，这就是他的爱，看着每天丈夫满脸喜悦之情，望着他瞳孔里投射出的爱意，朱梅馥什么都明白了，但她和当年傅雷爱上玛德琳之后的态度一样，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照顾两个孩子。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但她不争不吵不闹。

后来成家榴去了云南，傅雷就犹如一个身体被抽空了人，没了思想和喜怒哀乐，只剩一具空壳，当朱梅馥看到这些的时候，她知道这是心病，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朱梅馥竟然自己打电话给成家榴，用诚恳的语气对她说道：

“ 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成家榴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于是，一个在厨房洗切斩剁，一个在书房流光溢彩。

在他们的婚姻里，一人永远忍耐自己，满足另一个人的要求，一个人永远让另一个人臣服自己，霸道地制定规则，另一个人无条件遵守。这样的爱情未免太霸道，太不对等，也似乎缺少了对彼此的尊重。

朱梅馥以强大的力量包容着傅雷，而并非忍耐。包容是什么？是我比你强大的，我是可以离开你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善良，我对你的爱，我选择留下来。而忍耐是什么？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忍气吞声，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

“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这个沉静而美好的女子，用菩萨般的修行，包容平复了人间才子那颗曾经感情澎湃的心，终于成为他真正的终身伴侣。她说：

“ 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尽管中途傅雷一度有要放弃妻子和家庭的念头，但面对这样一个灵魂，无辜的、宽容的、手无寸铁的灵魂，傅雷被震慑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

自此，傅雷再也没有辜负过朱梅馥，他开始慢慢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妻子的可贵。他开始把朱梅馥的相片和自己的相片一起，摆在他的书斋里。他说：

“ 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而成家榴也是同样，最后她选择离开，远走香港，一生未嫁。

许多年后，朱梅馥对自己的儿子傅聪袒露过自己当年在面对各种外界干扰时的心境，她在信中写道：

“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朱梅馥懂得傅雷，她心疼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知道傅雷成长的轨迹里缺少某种爱，她也深知傅雷性格中的缺陷，这一切，她都懂，所以，她不争，她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感化傅雷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晚年的成家榴曾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

“ 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傅雷与朱梅馥：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风骨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雷也一直发挥着他的才学，但随着各种运动，性格刚毅的他自然受到各种冲击。

1957年，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的代言人。他被戴上各种帽子受到批判，次数多达十几次，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没有回家。朱梅馥忧心如焚地等待着，因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敲门声。进门后，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灯对坐，默然无言。良久，才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

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又让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正如杨绛所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正如陈丹青所说：他们当时的所谓罪名不至于死，但不肯受辱。古人受死的罪名通常来自朝廷，文革的侮辱直接来自单位、同事、朋友、亲属……甚至来自大马路上。”甚至在当时，傅雷夫妇属于自绝于人民，死亡依然没能解脱他们的灾难。

直到1979年4月，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分别举行了傅雷朱梅馥追悼会，著名剧作家柯灵致悼词，宣布傅雷平反，傅雷的骨灰也由此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骨灰移葬革命烈士公墓时，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能将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遂成为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年来畅销不衰。

2013年10月27日，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这对至死不渝的伉俪终于得以葬于一穴，长眠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