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战时体制

日本帝国的战时体制

  由于二次大战“反法西斯联盟”与“轴心国”阵营等概念的形成。而日本作为轴心国中阵营中的三大主要强国之一，自然也被划入了法西斯的范围之内，如今大多情况下的历史教科书也给其冠以了“日本法西斯”这一头衔与名号。

  但是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有效的法西斯组织与统一国家机构，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袖。因此，简单的将日本视为同德、意等同的法西斯国家是有所偏颇的。

  笔者认为，在探讨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的政权性质，无论其究竟属于法西斯体制或绝对主义体制，都不应该简单的直接下定义，所以暂时将其称为日本帝国的战时体制更为合适。

 

战时体制的四个阶段

甲阶段（昭和7年-昭和15年）

  这一时期从昭和7年5月、海军大将斋藤实受敕命组建内阁开始，一直到昭和15年7月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内阁倒台结束，历时八年有余。

  滨口雄幸首相被刺引起的滨口内阁（昭和4年7月-昭和6年4月）倒台以及后续的五一五事件，是日本在进入昭和时代后，同时遭遇经济危机、伦敦裁军会议、满洲事变等众多国内外事件等情况下，引起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的一个结果。

  当社会的混乱与其内部问题达到一个程度后，日本就开始进入了一场全新的政治洗牌活动，原有的既定国家秩序——即明治时代遗留下来、大正时代继续延续的日本传统政治开始不能适应逐渐演变的帝国，而滨口内阁则是这一剧烈社会变化的最大、最直接的牺牲品。

  有了滨口内阁和犬养内阁的教训，原先虚弱的议会政治与传统的日本官僚机构体制已经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维持，只有一个足够强大与稳固的内阁与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延续日本帝国社会脆弱的秩序，在这种迫切的需求与越发强烈的呼声下。海军大将斋藤实的举国一致内阁横空出世，这是自昭和时代开始的第一个非政党内阁，斋藤内阁的成立象征着日本开始迈向准战时体制。

  斋藤内阁的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满洲建国、退出国联两大外部事件，而社会状况也丝毫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日本在政治上的问题依旧严重，只有在外交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弯——即新焦土外交。

  确立了满洲国独立、对华（至少是对满蒙）强硬政策的斋藤内阁，却在昭和9年7月因为帝国人造丝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党的压力倒台而后接替的则是依旧由军人出任首相的冈田内阁（昭和9年7月-昭和11年2月）。

  冈田内阁作为新体制过渡的一个过渡阶段，前接斋藤举国一致内阁、后连日后挑起中国事变的广田、近卫两内阁，在政治方面依旧是一个未能完全脱离政党影响的准政府中心内阁，日本在冈田内阁的影响与促进下加强了两个极大的政治力量核心，即政府官僚与帝国军队。

  从这一内阁阶段时期的众多时间即可以看出这两大政治力量的加强，在对外关系上，日华两国发生了在华北与长城边界的武力冲突，日本军队迅速跨过已经建国的满洲，继续向中国的内部深入着。这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方独走，而是在日本政治力量中，军方影响加强实实在在的表现。

  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也在此时期遭到了冈启内阁的严厉打压与排斥，实际上是借此又一次打击了政党势力和议会力量，提高了日本官僚在帝国政治力量中心的地位与影响力。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兵变看来，日本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以至于难以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建立真正的举国一致体制。

  包括后来的广田弘毅内阁（昭和11年3月-昭和12年1月）、林铣十郎内阁（昭和12年2月-昭和12年6月）、近卫文麿内阁（昭和12年6月-昭和14年1月）、平沼骐一郎内阁（昭和14年1月-昭和14年3月）、阿部信行内阁（昭和14年8月-昭和15年1月）、米内光政内阁（昭和15年1月-昭和15年7月），这些内阁尽管在斋藤等前辈的基础上继续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却依旧被日本行政机构的条条框框所限制。

  或者说，这一时期各内阁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在于形成内阁内部上的责任统一、整合了整个行政机构的联系和责任连带，但是这一盲目的改革和政治革新实际上是混乱而又肤浅的，仅仅停留在了技术层面或者说是体制表面、没有面向日本国民意志的组织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近代政治集权上，导致从某种意义上继续延续了之前日本政治上的割据化与多元化。

  冈田内阁中的官僚、军方两大宗派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加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种承认内阁、行政机构、政府机关中宗派主义的存在，根本谈不上所谓举国一致和内阁统一，确切来说是均衡与妥协。

  在这一时期的来去匆匆的八大内阁的更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尤其是当中日冲突达到一个高峰以及中国事变正式爆发乃至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内阁更替更加频繁与不稳定，不成熟的准战时体制也难以维持动荡的内阁，在后来对华开战的近卫、平沼、阿部、米内几大内阁里，除了近卫内阁的组阁时间较长，但也因为中国事变的问题而引发的宗派政治力量分裂，原先虚弱的均衡与妥协瞬间被打破，随着到来的就是内阁的垮台。

乙阶段（昭和15年-昭和16年）

  第二时期相对来说非常的短暂，从大政翼赞会成立（昭和15年10月）一直到开战伊始（昭和16年12月8日），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是我认为，这短短一年里面发生的新体制运动和政治革新却是日本战时体制正式形成的基础与过渡时期，对于日后的日本帝国在战时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事变爆发后的，军方尤其是陆军在内阁和政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原先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执行的政治平衡和内阁政治被打破，暴露出了甲阶段中举国一致的虚弱与无力改变体制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众人认可的米内内阁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了，维持了不过几个月时间，而随之登场的则又是那位近卫公爵，昭和15年7月，第二次登台的近卫内阁（昭和15年7月-昭和16年7月）带着极大的热情与期望展开了新体制运动。

  第二次近卫内阁在成立伊始就意识到了了日本政治的两个趋势：

甲：在对华战争中军方在统治结构中的优越地位以及逐渐牢固的主导权。

乙：在之前被破坏的政治均衡和妥协开始重新形成。

    可以视为是日本进入正式战时体制的一个兆头。用日本当时发明的一个名词来说就是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其目的是建成在日本国民之间的组织力量，也就是在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组成的法西斯组织。

  在此之前最先的尝试是在于确立内阁制度的高度化重组，在组建国民组织之前先在内阁与政治中央建成一体化政治和一元化领导，结果就创造出了在没有国民组织的支持下，完全只是在玩弄行政机构的一系列尝试。转过头来的近卫也意识到了国民组织的重要性，开始转而建立国民组织以来寻求加强内阁统一和政治力量整合。

  实际上这种建立国民组织的想法很早就出现在了近卫的日记之中，在第一次近卫内阁倒台后近卫写下了这一段内容：

“在第一次内阁中，经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的首相生活的结论是自己的内阁是极其宿命的中间内阁，也没有什么舆论做后盾。统帅和国务犹宛如外国的东西一样游离、乖离，维系其间的纽带只是通过性格极其暧昧的陆军大臣，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并且这个陆军大臣最终使得内阁死于非命。内阁，也就是国务，不过是被军事控制的软弱手段罢了。仅仅依靠各政党团体的力量已经不能抑制军方，故依靠这些既有政党和不同的国民组织，将扎根于全体国民中间的组织等与其他们具有的组织力量为背景建立新体制和内阁时才能压制住军队，才能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结论，对组织化进行研究是我在第一次内阁总辞职之际，心中抱有的巨大愿望。”

  近卫的期望于依靠国民组织来压制军方，建立新的稳固政治体制，作为近卫打击对象的军方理应极力反对，然而出乎近卫等人的预料，包括陆军省和大本营在内的军方机构对此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与赞同。

  近卫所希望建立的日本内阁一国一党式的政党体制的目的是加强首相对于军略政略的直接操控，以此防止军方对首相的架空与无视，继续展开各机构割据化的进程。而军方对此新体制运动则是希望完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让日本向着战时体制过渡与前进，而且军队也希望能够消除政治上的割据化与多元化，彻底完成军方对于日本帝国政治的掌控，倾全力来解决争端。所以双方在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因此在这一过渡时期，近卫最终的失势也是可以预料的了。

对于依靠自主集权的国民组织来追求内阁统一、政治整合、一党专政的理想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想要完成如此任务，就必须先清除在内阁内部的分歧，做到中央政治的一元化。然而近卫本人却又没有这种独立对抗内阁多元化割据宗派政治的力量与能力，因此他更需要这种国民组织的支持，而两头落空的结果就造成了近卫理想的死结。

  其中近卫努力下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大政翼赞会的成立。昭和15年10月12日，这个象征着日本国民组织的统筹化中央力量的成立，作为近卫新体制的代表性产物，却因为近卫虚幻的理想以及内阁与军队的同床异梦，变成了一个由华丽词藻装饰却不实的空壳与加快战时体制化的助推器，总而言之，大政翼赞会与新体制运动也已经脱离了近卫的掌控之中，变成了军队的仆从与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大政翼赞会的筹划实际上是由帝国陆军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起草的，近卫公爵想要依靠这个由陆军力量成立的组织去反对陆军，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在已经陷入帝国军队控制的整场新体制运动，近卫也意识到自己又一次逐渐变成了舞台上的演员，为大幕后的帝国军队做宣传。

  在这场华丽的新体制运动中，日本确实完成了加强内阁和军队的联系与结合，即在政治与战争两种军略政略一体化的名义下，大政翼赞会成为了承认了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以直接参加内阁政策的一个机构。但是大政翼赞会依旧没有决对的方策可以保证内阁问题上的统一，大政翼赞会实际上是将原先在内阁内部几位大臣的矛盾转移到了翼赞会上的诸位议员身上，而分化矛盾的方式尽管特殊，却很容易因为翼赞会的被动地位而失效。

  狂呼军政统一口号的近卫众人失落的看着内阁力量也被陆海军渗透的同时，在民间的政治团体与国民组织还没真正形成就已经化为乌有。大政翼赞会也不再是一个近卫设想中的政治结社和集权机关，逐渐沦为了一个普通的公事机构结社，所谓翼赞会议员的选举也非国民意志而是各个政治力量利益的连带关系，其中以军方代表最多。

  第81次议会贵族院预算总会中安藤国务大臣是这样解释翼赞会的：

“今天大政翼赞会劳烦官民各界的有识之士，仰仗其几乎无报偿的协力，介入政府与国民之中，在翼赞会之上咀嚼复杂多头的各省行政的要求，要求国民尽可能集中实践。”

“翼赞会属于首相监督，各省各大臣通过翼赞会对自己负责的行政有关的国民运动加以指导，民间团体的大政翼赞会不是以自己独立的意见来要求指导国民运动的。”

  也就是说，所谓国民意志，做不到任何实际上的影响，日本国民的代表即翼赞会议员们，也是政治利益的纽带，不要说近卫最先提出的上情下达，就连下情上通都做不到了，日本国民的在翼赞会体制下白纸黑字写的政治权利，都变成了一纸空谈。

  而乙阶段也于昭和16年7月的第二次近卫内阁总辞职至第三次近卫内阁的匆匆离去而结束。

丙阶段（昭和16年12月-昭和19年7月）

  昭和16年10月，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建了新的内阁，随即在12月爆发的大东亚·太平洋战争，宣告了日本体制演变第三阶段的开始。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彻底陷入了总体战的模式，原先为此而铺垫的准战时体制开始逐渐转向形成日本的战时体制。

  但是，日本真的解决了政治组织上的问题么？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反而还随着战争的形势变化而不断显露出来。由突然袭击展开的战争，逐渐开始显露出其总体战的本色，日本更加需要国家各政治机构于部门的统一组织与管理。原先的组织分立化与内阁不统筹不连带的责任，在甲、乙两个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最终在战时一并爆发出来。

  昭和17年5月，即开战近半年后，在大政翼赞会上，发表了高昂演讲的东条首相高呼“比行政机构改革更重要的是心理准备的切换。”，实际上是面对混乱的日本政治机构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无力改变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只能以加强人事上的统帅来保持日本不完善的战时体制能够勉强维持这场战争，以不至于导致生产、秩序乃至前线军队的全面崩溃与混乱。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次年，东条不得不要求了首相指示权与战时行政特权特例这两条在此之前的内阁中从未出现的的条例，可以说是日本完善战时体制的一个过程，至少可以说，这是内阁与首相扫清多元化的割据性政治力量，为了全面推行日本军政民生产一元化领导的措施。

  但是东条的方法不是对内阁体制的改革，而是依靠内阁的强大与稳固政治力量作为后盾，赋予首相独特的政治权利，凌驾于各阁僚与大臣之上。

  因为在明治18年出现的此种体制在22年被废除，当时的法务局长是如此解释的：

“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第一条的指示这个词，有欠妥当，若总理大臣有所指示，各省大臣服从是理所当然，因为有必须服从的义务。所以和指挥实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唯有使用指挥命令的语言展示了上下阶级的官厅法律关系，但在本来总理大臣与各省大臣不是上下官厅的关系，所以不应使用指挥，而应以指示为标准。

  当东条开始实行指示权后，在无奈的推行心理准备的切换的同时，也开始试图改革日本的体制问题，其中军需省的建立就是一个跨时代、跨各机构的代表之一，之所以如此强调军需省的成立，是因为其呈现了整个日本战时体制的缩影。

  军需省完全逾越了最先根据内阁和大本营商定规划的职能与权利，将手伸到了类似企划院、商工省等部门的运作，不仅仅肩负了维持前线帝国军队的物资生产，还同时兼顾了行政机关的运行和指导，展开了一次对统一行政的尝试。但是军需省又如同日本的战时体制一般，努力执行的一元化领导最终因为无法克服割据化的政治力量而胎死腹中。

  表面上军需省统一了帝国军队所有的作战飞机与其他部分军事装备的生产与分配，然而在一元化的背后，依旧保持了陆军与海军之间为了生产材料与机械的抢夺与争端，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

  在这种战时体制难以贯彻的情况下，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东条意识到首相指示权这一特别的权力，在没有外来的政治力量依靠的情况下，是难以号令众人的，便开始试图将天皇权威卷入政治之中来维持脆弱的战时体制。

  其中东条在帝国第81次议会预算总会之中如是说道：

“在下与诸位国务大臣是平等与同级的，对此，尽管我来发布指挥命令，显得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是陛下的圣旨，就有必要由我进行贯彻与指挥。因此，诸位大臣服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加之东条总理大臣兼任帝国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参谋总长多项职务后，似乎展示出一种近似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集权形象。然而，无论东条总理大臣的地位看上去多么的富有威势，其手下的宪兵部队与其幕僚采取了多么强大的统制措施，他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独裁者，在没有强大的国民法西斯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不过是一个由多个政治力量平衡支撑起来的脆弱内阁罢了，称不上一个真正的统一力量。

  当国内外发生巨大变局，也就是塞班决战之后，塞班岛守军全军玉碎，美军突入马里亚纳冲，日本帝国的脆弱防线被撕的粉碎，在如此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东条内阁脆弱的政治力量顷刻间崩塌。因为东条越是加强自身的集权，与割据化政治力量的冲突便越是不可避免，最终在一次大溃败后，彻底显露出来。

  最终，在昭和19年7月18日，东条内阁总辞职，日本帝国的战时体制开始逐渐转向瓦解。

丁阶段（昭和19年7月-昭和20日8月）

  丁阶段是日本从东条内阁总辞职、小矶国昭接替内阁总理大臣职位，一直到铃木内阁总理大臣组阁到昭和20年8月15日终战而结束。

  这一年是日本战时体制走向衰亡与解体的一年，这也是为何，笔者不认同决号作战可能发生的真实性，因为在这最后的一年之中，日本的多股多元政治力量一直在向解体战时体制而刻意或无意的进行。

  由于割据化政治力量逼迫而倒台的东条内阁，留下了糜烂的战局交给小矶内阁，而新接替的小矶内阁，实际上也是一个脆落的政治力量妥协产物，这个联合内阁由首相（小矶）和海军大臣（米内）二人共同主导，在这个情况下直接与大本营取得沟通联系，看似是全面推行战时体制，帝国军队彻底把控行政与内阁，然而事实上，与其内阁的性质来看，两位军人出身的内阁大臣，都是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代言人与前台代表，依靠掌控这个脆弱的内阁来替割据化的各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但是这个加强了对军队联系的内阁能够成功的完成对军队的控制么？答案也是否定的，显然，新的内阁摆平了对于军方首脑的问题，然而对于基层的帝国军队控制，依旧是焦头烂额，这也是日本没有真正的基础法西斯组织而造成的。

  以预设劳动省的成立为例，当小矶内阁提出了这个新方案后，各个行政机关都在军队的怂恿下开始了对内阁的抵制与阳奉阴违，纷纷反对内阁与新的劳动省划走自己的行政权力，而这个时期，日本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这里，刚刚解决了内阁上的对立与分裂，而内阁与地方、基层的矛盾越来越多并且不断激化。

  最为严重的是，小矶内阁与后来的铃木内阁，都因为战局的窘迫与行政力量的大分裂不得不考虑采用大本营内阁这一方案，即首相亲自列席大本营之中，建立直接由首相亲自指挥的大本营作战内阁。然而，围绕着大本营内阁之中何人占据优越的主导地位的问题，参谋总长梅津元帅与陆军大臣杉山元帅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端，阻碍了大本营内阁的形成。

  小矶内阁最终于昭和20年4月5日正式总辞职，接替的铃木内阁依旧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其中当事人岩渊的叙述如下（有删改）：

“小矶内阁的瓦解原因在于陆军内部为我应对焦土作战二创立国内新体制而存在的两个对立意见。当时认为应当以军队为中心的计划是启动《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1条，终止宪法的使用，由宪法来保证的国民权利也将因此被悉数抹杀，根据军队的统帅命令，这样的话，就能够以军队和政府来行使一切生杀予夺的权力，全体国民，甚至是妇女孩子都要被强迫与战斗

笔者注：《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1条为战时等特殊情况下终止宪法有效。

  而其最高命令系统是军政（陆军省）还是军令（参谋本部）呢？陆军大臣杉山元帅与参谋总长梅津元帅二人之间意见相违背。军令系统的意见的以大本营为最高领导机构，内阁则是根据附属于大本营的军队作战指导方案来行动的一个行政机关，而与此相对的陆军大臣杉山认为，这样一来陆军省与陆军大臣都成为了很下级的隶属机构，所以应该将命令系统移交给陆军大臣。”

  根据梅津设想的大本营内阁系统不仅不是一个加强中央统制的新体制，相反还会使得军队中任何力量都能够任意摆布内阁。

  而终战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发挥统一、整合力量的失败，宣告了日本战时体制的基本瓦解，随后几个月大本营和内阁难以协调的独自行政一直维持到了8月份的投降为止。

  总结

  不管日本的内外部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日本的战时体制演变，尽管从最初的混乱逐渐步入正轨，又随着战争的不利而迅速瓦解，日本的政治力量对立与割据，以及在政治舞台背后，阁僚与官僚之间的斗争与夺权从未间断过，正如同中江兆民对日本明治时代就建立的内阁体制的评价多头一身的怪物一样，连最终的终战都需要圣断这一天皇政治权威的干涉，才得以真正的解决。

  这不得不再次指出，日本究竟算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么？笔者最终的结论则是，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即笔者认为，日本有迫切建立法西斯政体的需要与尝试，但是没有建成法西斯专政的能力与土壤，总而言之，混乱的日本帝国战时体制，不能用普通的政治名词进行套用，而需通过实例与事实进行分析与思考，否则，对于这一模糊而独特的日本战时体制的概念，始终都会有极大的出入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