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改錯

孝經改錯

 《孝經》為戰國著作，非孔子所述。其說亦誤，不可用。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墨子·經上》：“孝，利親也”，《荀子·王制》：“能以事親謂之孝”。孝之本誼廑如此，而《孝經》之孝則不然。一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經·三才章》），大肆夸張其作用。微恉殆在本五行為說。《春秋繁露·五行對》解 “天之經”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 解“地之義”曰：“土者，火之子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即荀子所譏“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亦與騶衍“五德”“主運”之說相表裡。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經·開宗明義章》），極力擴充其內涵。此文《太史公自序》嘗引之。將孝之內涵由“事父母”擴充至事君與立身，其說出於曾子後學。《曾子大孝》稱：“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諸子略·儒家》有《曾子》十八篇，十篇存於今本《大戴禮記》中）。

《孝經》章末憙膚引詩書，六國時鄒魯儒家文體也，《禮記》中“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如是，《莊子·天下篇》所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且，《孝經》引文亦暗襲《曾子》，如“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下引《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即襲《曾子大孝》“（孝）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孝經》持論較《曾子》更為邃密，《曾子本孝》：“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而《孝經》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此晚出之的證。章雖云五，《孝經》之精意在“士章”，蓋戰國時公族式微而士人用事，張儀、蘇秦輩皆士也。“士章”曰：“以孝事君則忠”“資於事父以事君”。即“聖治章”所說：“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欲推事親之孝合于事君之忠，所以得擴充孝之內涵、夸張孝之作用。溷同忠孝之說亦出於曾子後學。《曾子本孝》：“忠者，其孝之本與”。《曾子立孝》：“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

然《曾子》《孝經》實與真孔子學扞格。亞里士多德持論，凡真蘇格拉底言謂之Socrates，柏拉圖對話所託謂之ho Socrates，即“此蘇格拉底言”。真孔子學與諸子依託亦宜區別。《莊子·人間世》嘗引仲尼答葉公之言：“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命者，天命，不可改易者，由人格神諄諄之命令引申而出；義與宜通，因適宜而君臣合。孝，命也；忠，義也。二者不可掍殽，故孔子論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而不稱“君父君父臣子臣子”。《孝經·廣揚名章》：“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經·紀孝行章》：“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以忠孝為一物，是溷同天命與義合。蓋孔子之說本平正，而子夏後學演為孔氏左翼（left），其極至於天命、義合俱歸於消泯，即“公羊三世”之“太平世”。《小戴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春秋》“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帥圍運；哀十三年，晉魏多率師侵衛”，舊說王者治定，《春秋》無所復譏。譏二名，欲天命消泯，近乎孟軻所稱“無父”。《春秋》託王於魯，王者無外。哀公之世魯無鄙疆，諸侯之伐魯者皆言我，則義合終歸消泯，近乎孟軻所稱“無君”。曾子學派為孔氏右翼（right），懼“太平世”之說恢張過甚而亟攻之，見於《小戴記·檀弓》。子夏喪子、喪明而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故曾子後學亦必改孔子平分天命、義合之說，以事親之孝等于事君之忠，俾家、國得永固焉。

事親，命也；事君，義也；家，命也；國，義也。命與義界域劃然，本不可溝通為一。華語“國家”者，國為諸侯封地，家為卿大夫采邑，連言表邦域之中，非謂“資於事父以事君”。猶盎格魯言county,出於伯爵count（古法語conte拉丁語comes）。西人之論國家源起者，或蕆於“民約”，或出乎“強力”，不溷家、國為一物。洛克為“民約說”巨擘，分析“命”與“義”最為明晰。親權即孔子所謂“命”。為嚴父慈母撫育童蒙之權，不可及於貲貨，不得淆於為政，子女智行完備則止。治權即孔子所謂“義”。人主以之捄亂止爭，本於民約而給庶民之求、養黔首之欲。（《政府論下·綜論父權、政治權力、專制權力》：“近年來關於政府理論的重大失誤是混淆了幾類彼此不同的權力”。）恩格斯為“強力說”巨擘，以“命”與“義”為相反相成。氏族出於“普那路亞家庭”，駸而階級分化，氏族由衛護百姓之機構變為壓迫群氓之工具，國家於是出焉。（《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野蠻與文明》）曾子後學說既難通，推論亦多不確。《孝經·諫爭章》：“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臣、子諫爭之義務全同，斷非孔子之言。《春秋》“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命”與“義”兩分，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三諫不從可以去，故夫子褒進曹羈。儒者欲尊師仲尼，勿用《孝經》《曾子》之諓言可也。然有若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以家庭為培育美德之所，與《孝經》《曾子》似同而實異，較為無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