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后，共同体的概念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时，中国再次抛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并以身作则为全球人类贡献自身的力量。
那么“共同体”到底是什么，中国是否如美国所言在发起“全球话语权之战”对“影响力”进行争夺？我们又如何判断自己的诉求与共同体是否一致，以及日常生活中又从什么地方获得体现？
本节将从产品设计者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也是对本书中频繁出现的“共同体”概念进行统一的解释。
历史中的共同体观念
假设我们将“共同体”概念放在人类文明尺度上去观察，会发现它并不如如今的语义一样温情。
从文明演化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是通过战争和掠夺资源促进发展，这也是由人类的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发展决定的。
奴隶制的兴起，就是统治阶层通过武力统治控制劳动力（奴隶），强行构成剥削结构的共同体，这种协作机制使得劳动力和武力越多的集体越具有竞争力，在对外冲突过程中又形成了奴隶向上晋升的渠道，从而保证共同体活力。
在这个阶段，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了共同体的力量。但随着阶级流动的封闭，生产力的发展也让结构单一的底层劳动力拥有了比顶层武力更强的力量，共同体需要更有效的模式驱动协作。于是奴隶制对阶级进行演化，形成了层级更为丰富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也就代表着社会网络更复杂、协作更高效，统治者剥削手段也自然更随和。
中国在当时走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封建制度，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门阀举荐到科举选士。中国通过一套非常完美的封建管理办法和阶级结构，即保证了共同体内阶级协作发展生产力，也保证了阶级流动以缓解社会问题。
在这个阶段，对底层劳动力的治理能力决定了共同体的力量，这样分级管理的共同体也一度成为世界中心，直到清末被更先进的资本制度打破国门。
以资本制为意识形态形成的共同体，对个体形成了更为强大的驱动力。资本主义并非以管理、统治对个体行为进行驱动，而是以个体的逐利行为，发动了共同体内绝大部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资本主义形成的阶级流动更频繁，且确实改善了整个共同体的阶级结构。
在这个阶段，个体对资本的利用能力决定了共同体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并鼓励自由市场经济。 因为由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基础，就是个体和企业在追逐资本的过程中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控制结果。所以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了其个体人权与集体主权的对立，以及因为长期阶层固化造成的社会割裂问题。
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制的共同体结构
从共同体构成的角度再去看历史，就可以理解阶级流动和生产力进步对共同体凝聚力也即核心共识或意识形态相互塑造的过程。
从世界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国的朝代更替，还是欧洲从封建领主到君主立宪，绝大多数都是由共同体中的君主、门阀/家族、豪强/士绅、农民等不同阶层掌握了更强的生产力，却又缺乏阶级流动所导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但具备“历史感”，从不同时代本身的价值观去看当时的问题，再用“当代视角”去感受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最后用“未来观”尝试用变化的趋势对未来进行预测，是个体超越自身局限看待宏观问题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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