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A、西方文化的冲击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开始向世界列强敞开，缓慢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有了迅速的变化，很显然，这种变化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然而，“冲击-反应”的理论，片面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这一百多年里，冲击的并不只是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文化吧，为什么到如今大家发展的步调会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中国现在能走上强国之列？这就不得不提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第二个动因了。
B、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它包括经世思想、变易思想和民本思想。
C、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中国沦为两半社会以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就变成如何拯救民族危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内容，特点，也都是由民族危机及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
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革命等等，一代代仁人志士，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这个主题，苦苦探索。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还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比如西学中的进化论，即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但是传入中国后，却激发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增强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并未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比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利，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为何会这样？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太苦了，大家深刻地意识到，没有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要自由那是不可能的。
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从洋务思潮，到要求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再到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最后到马克思主义，这边变迁的路径，最根本是取决于中国人民一心想要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愿望。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与之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2、评“中体西用”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的一种观点，流行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二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用”是为“体”服务的。
其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主张变革的洋务派，面对的是强大的根本上拒绝西学的封建顽固势力，只有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为“体”，西学的引进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
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指的是“内圣”推及“外王”的逻辑结构。何为內圣？即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何为外王？即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通经致用（二者统一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明体达用（修己自然就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
“中体西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有重要区别。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这就意味着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外王”的逻辑结构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中体西用论”的消极作用也是有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制度层面，它要求改变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中体西用”论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它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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