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中的有些人更喜欢逻辑经验主义者这一名称——是一帮精明而有科学头脑的哲学家。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他们在维也纳大学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在那里，莫里兹·石里克领导的一小群哲学家被称作“维也纳小组”。他们同意休谟所说的数学和逻辑都是同义反复，但认为数学和逻辑的分析力要比休谟认为的要强，事实上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对科学命题和常识命题的逻辑分析。他们基本同意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观点，并通过重新定义因果关系来解决休谟问题。“因果关系”不再用来命名事物间神秘的必然联系。相反，他们认为 X 引起 Y 只是预测了 Y 出现在 X 之后。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因果关系只是“反复连续性”，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处理了洛克的“实体”（“客观性”）问题。他们认为，“有一张桌子在 506 房间”这句话就是预想将来的感觉材料的一种方式。它意味着：“如果你走进 506 房间，那么你就会获得下面的感觉材料：棕色、长方形、有阻力，等等。”实证主义者宣称，把陈述句转换成“如果—那么”的假设句，就可以正确地分析陈述句的意义。这个假设句的前件包含行动（“如果你走进 506 房间……”），而后件包含对感觉材料的预想（“那么你就会得到下面的感觉材料……”）。这样，实证主义者完全避开了桌子突然出现和消失的问题。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话说，一张桌子只是“感觉的一种永恒的可能性”。
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蕴涵着唯心主义的成分，这令实证主义者感到棘手（唯心主义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事物只能是观念）。由于贝克莱和休谟都认为只有感觉材料才是可知的，且他们相信感觉材料是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他们看起来都是唯心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唯心主义太形而上学化，不够科学。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中立一元论，即认为实在（指感觉材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第三种不可分析的、中立的“质料”。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精神”和“物质”这两个范畴只是从不同角度对感觉材料所进行的逻辑构造。我们把那些可以按规格、大小和形状等概念归类的感觉材料称作“物质”，而对精神的东西无法这样分类。如果关于感觉材料的经验事实有什么不同，我们也许会重新划分这些类别。比如，如果人们只要走进 506 房间立马就头痛，我们也许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头痛，以警示人们不要进入这个房间，因为它引起头痛。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头痛归为物质，而不是精神。因此，头痛、桌子、山峰、彩虹、风暴以及报复等行动都是“逻辑概念”，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它们经得起客观分析和研究讨论。这个观点毕竟与贝克莱的观点相差不远，但它清除了贝克莱理论中的唯心论和有神论成分。
休谟对“自我”所作的经验主义批判，给实证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人”也只是“逻辑构造”。换句话说，你只是我的感觉材料。（这听起来像是实证主义式的西部民谣，尽管也许不浪漫。）或者说，你是从我的感觉材料之中构造出来的。“自我”还原为感觉材料的范畴，这使我们不再需要意识理论，事实上也根本不需要心理学。换句话说，实证主义者变成了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这不是对他们自身而言，而是对其他人来说的。他们甚至尝试对他们自身，即第一人称的“自我”，做出行为主义的解释。
最后，逻辑经验主义者引进了所谓的“理论实体”概念。这个概念原来用来解释原子、电子这类东西。原子、电子的存在显然不能被感知，因为人们根本感知不到它们。理论实体既不是感觉材料，也不是由感觉材料组成的逻辑构造。相反，它们仅仅只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理论中。这些理论实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感觉材料进行精确的预测。比如，考虑“普通美国家庭妇女”这样的概念。显然，如果认为她实际存在，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为了采访她而努力寻找她（也许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可笑。如果说她有 1.78 个孩子，这个错误就更为明显了！然而，“普通美国家庭妇女”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很有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表达美国的消费习惯和人口信息，并做出精确的预测。
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对奥卡姆剃刀的另一种极端的应用。有人开始觉得这是对奥卡姆剃刀的滥用，这使人联想到爱因斯坦对这个原则所作的贴切说明：“每件事都要尽可能简单，但不要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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