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归一汪曾祺

百味归一汪曾祺 后知后觉的我，过了好几天才知道，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去世20年的日子。

我喜欢汪先生好久了。

大约在14年前，高三的一次模拟考试上，我做了一道《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阅读理解，从此成为汪曾祺的铁粉，后陆续读了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集》；散文集《人间草木》、《人间滋味》、《人间有戏》等。

他曾很具象地描述过“清香”的味道——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春水的气味。那也是他文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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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于文字上是天分极高的那一类，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典型。

年轻的时候也写过意象流动、辞藻华美的文章，例如《复仇》，开头就很震人——“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

中间更是各种纷繁意象交错，长短句交叠，语言明亮、密集、诡谲多变，“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好像是一种的文字实验，走的是奇绝精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险路子。

但说实话，这种文字不难写，堆砌出来的华美，多看几篇就会腻、累，真正的功夫是大巧无工，“于无声处听惊雷”。

汪先生显然也不是爱玩文字游戏的人，身边有又诸多大家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金岳霖等师长的“加持”，很快就回归了文字的“正道”上来。这个“正道”是我的观点，说白了，就平白、朴素、讲人话。汪先生在《岁朝清供》里也写到：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可以说，汪先生后来的写作都是在践行这“平常语”、“未经人道语”。

就像《受戒》里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一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华丽、复杂的语言，也没有过多的修饰，就是简单的白描，却那么美、那么动人：

“她挎著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著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我尤其喜欢看他写的《葡萄月令》，一个月一个月写过来，就像一位老农在和你聊天，聊完你就会爱上葡萄：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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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回想一下，汪先生的很多书，我是在火车或飞机上看完的，都是篇幅不长但平实有趣的生活小事，读起来既轻松过瘾，又回味久久。

他写某一天，“四月二日。月光极清，夜气大凉”；他写岁朝清供，“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写昆明的雨，“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这种短句白描、文间行有古意的写法，大概只有汪先生能写出来。

汪先生的游记写的也极好，不拘泥形式，也不一味的寻旧访古，是那种充满“人”气儿、烟火气的写法。

他去眉州三苏祠，看到院里种的荔枝树，就想在贬谪的苏东坡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心里的酸苦；在杨升庵祠，又直说，“不赞成给古代文人立像，都差不多，屈原、李白、杜甫一个样”；当然他的笔也不会落下峨眉山的猴子、洪椿坪的大鸟。

所以我和朋友说，汪先生的书很适合一个人出去晃荡时，装在包里，随时有空随时翻，忍不住会心一笑，独孤和落寞都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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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其他作家，汪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对生活的热爱，他体味到的每一点美妙，随意地撒在每一篇文字里；读者通过阅读他的文字，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平常生活细细碎碎的美好，毫无距离感。

他写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花花草草：“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长一年，多开一朵花”，“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可，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在《人间草木》中夏天的西瓜：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写在昆明时吃的一种炒鸡蛋，有滋有味：

“映时春有雪花蛋，乃以鸡蛋清、温熟猪油于小火上，不住地搅拌，猪油与蛋清相入，油蛋交融。嫩如鱼脑，洁白而有亮光。入口即已到喉，齿舌都来不及辨别是何滋味，真是一绝。”

写我最爱吃的香椿拌豆腐：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他写平常的感情也是高手，如“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人间草木》) ”，读起来很有生气，余味很足。

这与苏轼的文学主张精神上类同——“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其实在我看来，汪曾祺和苏东坡，即使隔着千年的时光，也明白，他们是一类人，活波有趣，对生命充满热情，即使现世有波折，但仍能以最大的乐观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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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汪曾祺不得不提沈从文。

汪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个对他影响巨大的大学老师，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先生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沈先生教他，写小说的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还谈到，有次和沈从文看一个青年作家的小说，沈说，爱用成语写景，不行。汪曾祺说，就是描写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语。后来汪先生自己在谈小说写作时也讲到，“满篇都是成语，容易有市井气，有伤文体的庄重。”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写的在西南联大求学、在昆明的7年的文字，改天单开一篇小文写吧。

最后的最后，要放上汪先生谈读书：

“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

私以为，这也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读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