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
南北二城
据文献记载,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里,南北宽5里。有两重城垣:郭城和宫城。
邺城示意图
郭城有7座城门(南面3座,东、西各1座,北面2座);城中有一条东西干道连通东、西两城门,将全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干道以北地区为统治阶层所用地区,正中为宫城,内有举行典仪用的建筑和广场。宫城以东为宫殿、官署。官署东为戚里,是王室、贵族的居住地区。宫城以西为禁苑──铜雀园,其中有粮仓、武器库和马厩;园西北隅凭借城墙加高筑成铜雀、金虎、冰井等三台,平时供游览和检阅城外军马演习之用,战时作为城防要塞。东西干道以南为一般居住区,划分为若干坊里;3条南北向干道分别通向南面3座城门,中轴线大道北通宫城的北门──端门。城的东门外为对外交往和设市之地;迎宾馆──建安驿设于此。邺城的西门外有大片皇家苑圃和水面,曹操曾在此操练水军。为供城市用水,引漳河水从铜雀三台下流入宫禁地区,一部分河水分流至坊里区,从东门附近流出城外。
邺城的主要宫殿毁于西晋末年。公元334年后赵石虎迁都邺城时,沿用曹魏时的布局重建。公元6世纪北齐在城南增建新城,史称邺南城,比北城更大更奢华。
北方佛都
十六国时期,各国起兵混战。公元335年,后赵石虎迁都邺城后,西域沙门佛图澄到邺都弘扬佛法,佛图澄“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高僧传·佛图澄传》)。我国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即源于佛图澄于后赵的传播,因而可以说安阳一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之地。后赵全国大建寺庙,遍及各地,百姓也纷纷剃度出家学佛。据慧皎《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以神异著称,其受业门徒有数百,前后弟子近万人。后赵建武十四年(公元348年),佛图澄117岁终于邺地,仅随葬有一钵一杖,被埋葬在漳河北岸紫陌附近。继高僧佛图澄之后,最有影响的是他的著名大弟子释道安成为了全国佛教道场的一位重要核心人物。道安法师通经明理,精研佛经,在邺地安阳一带弘扬佛教,传授弟子,译经说法,具有极高的声望。以后道安法师又带领众多弟子到我国南方各地弘法授徒,使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在全国更加普及和兴盛。后赵邺地的佛教传播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民间武术更是盛极一时,外来的佛教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中。历史上的邺下一带(今河南安阳一带),随着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争夺中,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汇与统一,促进和丰富了邺都武术活动朝着多样化发展。北朝时期在邺下建造寺院有4000多所,出家僧尼近8万人,全境寺院多达4万所,住寺僧尼有200万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就是既信奉佛教又喜尚与佛教戒规不相容的习武活动广泛流行。佛教在传入中原之前,中华武术早已兴盛于民间各地。邺都曾以著名的西门豹治邺而家喻户晓,又以曹操营建的“铜雀三台”而闻名于世。邺都成为大分裂与大融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又是各族人民尚武之风传播交流的一次大普及。寺院武术活动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制约,有着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寺院武功是以僧人强体防身、保护寺院财产而逐渐形成的。 [7]
城市规划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有重要意义。它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改进了汉代长安宫城与闾里相参、布局松散的状况。邺城是一个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的城市,主要道路正对城门,干道丁字形相交于宫门前,把中国古代一般建筑群的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扩大应用于整个城市。这种布局形式对此后的都城规划如隋唐长安城等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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