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巨儒，鲁迅的老师。他个有争议的人物，早年尊荀，提倡应以老庄治天下，他本来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主将，却被陈独秀占了头筹，而自己则反被时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者。
本书的书名总结的好，他只是个“儒生”，在关键时刻看不清全局。
他总是站在潮流的前面，他预见甚至引领了潮流，而潮流到来之后，他总是提出批评，殷切地希望能够匡正。却总是不被人待见，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所以他的一生常困顿。我们现在常说站队，而章太炎是一个总站错队的人，每每与主流相左，尽管饱学，总是不合时宜。
章太炎性格耿介，不合时宜，这可以从他一生的许多事件中看出来。
章太炎家族属于当地望族，是余航有名的耕读之家，家资充盈。曾祖父章均时，“赀产至百万”，创办苕南书院。祖父章鉴非常喜好藏书，由于妻子为医所误，开始钻研医学，购买大量医学典籍，熟悉历代名方，常免费为人治病。太平天国期间，苕南书院毁于战火，章鉴以行医为生。父亲章濬在左宗棠于太平天国作战时向其献过地图，作过知府谭钟麟的幕僚，后来因为不愿离开家乡而辞职。作为有名士绅，章濬与余杭知县刘锡彤来往密切，在当时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也受到牵连。章太炎从小饱读诗书，16岁时应童子试，但因生病而未能赴试，其后决心不再参加科考。
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入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于嘉庆五年（1800年）由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西湖孤山上建立。章太炎在入学时，由朴学大师俞樾亲自面试。
1894年，章太炎写了《独居记》一文，在其中，他提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这和荀子的学说互相对应。大独者必须善群，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这里的“群”，他指的是天下苍生，而不是有着各种私利色彩的小团体和小圈子。他的主张是“合群保种”，作为读书人，他有着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正是出于这一初衷，1895年，他加入了上海强学会。
1897年，他在汪康年主办的《上海时务报》馆任职。这时，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观点，尤其是对于中日甲午之战的分析，还是十分单薄幼稚的。3月，他发表文章，认为士绅阶层应改变“不能合群”的现状，应该凝聚起来形成力量。8月，又发表文章，称在设议院之前 ，应先设学堂。由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他看来过于荒唐，他在学术上与“康有为门生势若冰炭”，甚至被康党门生殴打，几个月后他便从时务报馆辞职。
1898年春，他赴武昌拜谒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快，他就与以梁鼎芬为代表的张之洞的幕僚产生不和，因为尽管前面与康梁等人发生冲突，他还是赞成后者的变法运动的，因此他反对梁鼎芬等人对康梁的诋毁。由此，章太炎之后一直对张之洞评价不高。
他提倡荀子的“合群名分”思想，认为法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当时人们不满君主制度，痛恨商、韩为代表的法家，因此，他的好友宋恕与他“暂绝论交”。
1898年12月，维新变法失败，为躲避清政府对维新人士的追捕，章太炎流亡台湾。在台湾，章太炎结集以前的文章，完成《訄书》。这是章太炎早期最重要的著作。訄为“逼迫”之意，书以此命名，强调书中的文章都是在危急的环境中所发出的不得不发之言。
通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章太炎对清廷彻底失望。1900年7月，章太炎参加了唐才常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会”。
1901年，章太炎对《訄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在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中，他增加了《王学》一文，他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明代建立功业，“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事功与学术之间并无紧密关联。
1906年出版《訄书重订本》卷首之章太炎像
1903年，发生了“苏报案”。当时，章太炎担任上海报纸《苏报》的主笔，他发表了一篇批驳康有为的文章，认为清政府不能让中国走出内忧外患，而康有为之所以还在拥护光绪，是因为贪图高官厚禄。他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他们要求上海道台逮捕章太炎等人，查封《苏报》，但督办官员对此事并不卖力，真正主张严办的是张之洞和端方。6月9日，章太炎被捕，在被捕前，章给邹容去信，要他共同赴难，因此，邹容主动投案，最后惨死狱中。章太炎被判三年，1906年出狱。在狱中，章太炎研究佛学，他的佛学，实质上是一种对个人主观能动性和道德意识的张扬，在真正的佛学家看来，多为离经叛道。这三年的牢狱生涯让他由一介儒生而成为名满天下的革命家。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同时在日本讲学。7月15日，虽下大雨，在东京还是有两千多人来欢迎章太炎。这一年，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回应梁启超于1904年在《新民从报》上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人士道德的指责。而在论述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时候，他又驳斥了杨度的泛一体论。当时，严复的《社会通诠》颇为流行，严复将历史发展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个阶段，对此，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严复思想的局限性。
1907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博文委托他人送给孙一笔资金以示抚慰。孙中山仅拿出少部分给《民报》，而当时《民报》财务拮据，章太炎“数月不举火”。对于孙中山此举，章太炎十分气愤，建议革除孙中山总理一职。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勒令《民报》停刊，孙中山授意汪精卫出版新的《民报》，1910年初在巴黎发行。孙中山此举，等于将章太炎革除在《民报》编辑事务之外，章太炎完全无法接受。他发表文章《伪<民报>检举状》，揭露孙中山的小动作。孙中山联合黄兴，对章太炎大肆攻击。这时，章太炎又上了刘师培的当，收了清朝大员端方的钱，这笔钱是让章太炎退出革命，出家为僧。章太炎不明所以，收了这笔钱，刘师培将这件事情告知黄兴，于是，章太炎被营造出革命叛徒的形象。对于这件事，书中，作者评价章太炎“长于思而短于行”，“擅长治学的人不一定擅长治世”，缺乏斗争手段，中了“君子可欺以方”的陷阱。
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以他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的讲义汇编整理而成。在其中的“诸子学略说”一篇中，他对孔子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于富贵利禄之心”。他的真实意图，是影射康有为。对于法家，他指出其最大问题是“以众暴寡”，属于“有见于国，无见于人”，而要消除这一弊病，需要引入庄子学说，重点在于“分异政俗”。
1911年底，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初，又改组为“统一党”，九个月后，该党被张骞控制，章太炎被架空，他遂宣布脱党，而张骞诸人竞也未加挽留。他自以为主导着一个大学派，却常常是老官僚和政客用来反对同盟会的工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弃如敝履。
1913年初，袁世凯聘请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级顾问，很快，他发现自己对袁的期待也是一厢情愿。袁世凯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他到了长春后，没有经费，没有权利，无奈之下，只好辞职，4月，回到上海。
1913年8月，章太炎到北京。因为不肯与自己合作，袁世凯将章太炎监禁起来，直至袁世凯因称帝失败而丧命，章太炎才重获自由 。1912年10月，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企图将儒家宗教化，将孔子教主化。章太炎一直认为康有为思想荒诞不经，利欲熏心，总想借学术来实现政治算盘。在监禁期间，章太炎开馆讲授国学，专门贴出公告，让那些加入孔教会的人不要来听讲。章太炎主要利用这段时间，再次重修《訄书》，更名为《检论》，使其成为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他再次表达了不与袁世凯政权合作的态度。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
1921年的胡适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923年，章太炎批评“胡适研究墨子犯了不知研究经学与研究诸子学的区别之弊”，与胡适展开了论战。第二年，章太炎在自己创办的《华国月刊》上发表文章，较为系统地批评了新文化运动的浮嚣不实的学风与崇洋抑古的恶习。这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在当时已俨然站在了新思潮的对立面。
章太炎晚年，反对北伐，与各军阀往来密切，虽然门庭若市，俨然国师，但正象鲁迅说的，“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更是作为“学阀”被通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章太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气愤，他强调：“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而蒋介石通过张继传话给章太炎：“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
章太炎晚年主张读经，章太炎说：“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至于如何读，在他看来：“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辍，亦不过四年。若但看四史，四史之后，看《通鉴》，宋、元、明鉴之类，则较正史减三分之二，一日看两卷，则五百日可毕。”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终年69岁。他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
章太炎认为，学问分“官学”与“民间学”，真正做学问的人应甘于自处民间，白首学问，拒绝借学问来干谒权贵，曲学阿世。
在动荡乱世，章太炎倡导儒侠之道，而在长治久安之后，他还是希望人能够“多持常训”的。
章太炎的许多批判性思考，是高出当时同辈一筹的，就是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看，也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这也造成了他的理论很多时候属于空谷足音，他常常是孤身奋战，处处碰壁。
本书没有把笔墨用在描写章太炎的生平上，而是着重刻画和分析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和学术，而作者在本书最后对章太炎的总结也相当有说服力。
尽管一生有许多争议，作者对章太炎的评价是：立足中国大地，心系天下苍生！
关于章太炎，有两件趣事值得记录：
1、本书封面有两个烫金的字：“菿汉”，这是章太炎的号，尽管他自己很少使用。这个“菿”字，字典中读[dào]，但是章太炎本人却读[zhuō]，为什么，不得而知。
2、章太炎精于汉字训诂，这从他为几个女儿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四个女儿都是以古字取名，长女叫章㸚[lǐ]，次女章叕[zhuó]，三女章㠭[zhǎn]，四女章㗊[j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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