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卓女
每逢母亲的祭日，我对她的思念就像天空飘飞的雨花缠绵而忧伤。
母亲出身在重庆北碚一个书香门弟的大户人家，其父在民国政府做官。母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六岁进私塾学堂，十二岁读女子中学。无忧无虑的母亲还沉浸在幸福的时光里，突然从天堂坠入地狱。那年，她十四岁，外祖父不幸卷进一场政治事件被罢官、抄家，从此家道中落。不久，便撇下一家老小撒手西去。
两年后，孤独的外祖母领着母亲走进了另一个家庭。母亲的继父开了一家酱油作坊，收入微薄，勉强能养家糊口。母亲十六岁那年，被继父像水一样的泼了出去，娶她的男人比她大十六岁。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资中农村，十八岁时，被四川军阀樊绍增的手下抓去当兵。几年后，目不识丁的父亲凭借打仗勇猛，居然当了连长。母亲就是他用一百块军饷换来的媳妇。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跟随整编后的部队出川抗日，身负重伤而落下残疾，因抗日有功，被送到万县国民党军人疗养院疗养。
在万县，父亲母亲一待就是十年。母亲曾生过两个儿子、两个闺女，有三个孩子竟在一次天花瘟疫中相继夭折，幸存的四姐从此留下满脸疤痕。母亲悲痛欲绝，每每想起逝去的儿女总是泪如泉涌，丧子的阴影像恶魔般缠绕着母亲的一生。
重庆解放，给母亲的人生带来了新的希望，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父亲也脱胎换骨，从一个国民党老兵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不到三年，我和弟弟相继降临，当弟弟满月时，母亲决定辞掉工作，在家哺养孩子。母亲再也承受不起丧子之痛，用嬴弱的臂膀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蓝天！她一边拉扯着三个孩子，一边在家门口摆地摊，以维系生计。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他跟随单位在重庆周边修路、架桥，难得回家一次。我们就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常年只有妈妈陪伴左右。然而，我从未感到过孤独，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快乐。颇有文化素养的母亲性格开朗，骨子里总透着富家小姐的浪漫。每逢过节，母亲就把我们姐仨打扮得体体面面再去逛公园、看电影、听川剧。有一年暑期，我被选中参加三好学生夏令营，却为交不起伙食费急得直哭。第二天，母亲像变魔术似的把十元钱塞到我手里说：“去吧！只要你能快乐。”
母亲喜欢看书，陪伴她的是一个古香古色的红木书橱，里面搁满了古典书籍，那些书全是竖行的繁体字，泛黄的纸张镌刻着岁月的沧桑。我至今不解，母亲成天忙于生计，是怎么读完那些书的呢？母亲喜欢在盛夏之夜，趁邻里们纳凉时，给大家讲书里的故事，想不到，左邻右舍都爱听。从此，母亲把讲故事当成业余爱好，一发不可收，坚持了好多年。
文革期间，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与家人失去联系近半年。当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奄奄一息的父亲时，他已患了绝症。母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她梦想着用爱创造奇迹，让父亲多活些日子。寒冷的冬天来临时，父亲还是走了。那一刻，母亲痛不欲生！自我记事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母亲为父亲伤悲。她对封建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对父亲用一百块大洋换取她的终生耿耿于怀，甚至不与父亲合影以示对父亲的一种惩罚。可是在父亲危难时，母亲积淀在心底的爱终于喷涌而出，他们风雨同舟几十年，已将最初的买卖婚姻磨合成水乳交融的亲情。父亲出殡那天，母亲亲手焚烧了那些令人心碎的老照片，她抽泣着说：“孩子们，去天堂找你们的父亲吧，他会好好呵护你们的。”这一幕是那么残酷，如刀割般把我的心剌得血淋淋的。几十年后，依然难以释怀。
母亲在父亲单位做了十年临时工，父亲走后，她的工作也丢了。为了养家糊口，她只好到仓库扛货包、到山岩下锤石子、去长江边淘鹅卵石……谁知她曾经的高贵？
自家的日子过得如此艰难，母亲还想着施舍于人。一次，我排了通宵的队，用一斤肉票买回的猪肉，掺着土豆，白菜炖了一锅，母亲却盛了一大碗送给邻居。她说，再困难都要帮助别人。我将此训铭记于心，学会了乐于助人。
六九年冬，我下乡去了大巴山。两年后，弟弟也当了知青。母亲却瞒着儿女们再婚了，我们不解，母亲解释说：“我年纪大了，很难找到工作，再说你们在农村也需要钱，一家人不能被钱憋死呀。”一席话令我愧疚不已，母亲为了儿女又一次付出了代价，我为什么不能为母亲分担一点呢？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我却为了生存放弃可能走出大山的机会，留在山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在山区教书八年，有五年都处在对爱情的守望中。我和男友在蹉跎岁月患难与共，在孤寂的山林里萌芽爱恋。1971年冬，他幸运地走出了大山，第二年便参军去了大连。孤独、迷惆的我不知归宿在哪里？不知还能握住那根远飞的风筝线么？依然死心塌地地固守着这份初恋。一度让母亲焦灼不安，她从极力反对到默默支持，始终陪着我一路走下去，直到我和男友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1976年9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55岁的母亲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突如其来的生死离别，将我推入了痛苦的深渊。四十年来，我经常在忧伤的梦里，穿过迷矇的雨季，和母亲一起回到魂牵梦绕的大宅院，和她手拉手走进快乐无忧的儿时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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