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实际上从他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让他就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那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了一回。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学校初办时只有二馆速成科:仕学馆与师范馆，所收学生都是京官。京师大学堂有明文规定，只有京官才有资格人学，“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 ，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什学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因而，学生入校根本不是为学习知识而来，为的毕业后做官，视为仕途之“终南捷径”。此外，也有把它作为镀金场所的，将它视为科举时代的翰林院。
辛亥革命后，官僚所特有的习性并没根除。当时学生到校上课，常有跟班听差，上课铃响，当差的便进房来，屈膝打扦:“请老爷上课。”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皆不太欢迎，稍为认真的教员就要遭学生反对。但他们对行政司法界的官吏来校兼课却特别欢迎。尽管这些兼课者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学生也不觉得他们讨厌，因为有了这样的师生关系，毕业后方可引为奥援。
学生有此动机，所以除了应付一下考试外，对学术没有兴趣。另外,学校学风不正，必然校纪松驰，一些师生甚至涉足风月场中,致使学校清名大受玷污。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出入妓院“八大胡同”的人中,以参众两院人员及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为最多。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最高学府”?北大之腐败，深为社会所菲薄。
蔡元培倡导教育救国，号召学生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 ，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当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
他到任后，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他认为文科的任务是可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向全校1000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强调，“大学乃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要求学生抓紧学习,务必具有真才实学:“诸君肄业于此，或3年,或4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但是能不能抓紧学习，与所报宗旨关极大:“若徒志做官发财”就必不能专心于求学，而此实即目前存在之最大问题:“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学术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讲到此处，他又将民国以来的时弊横扫一笔:
“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不正大。”
在这里，蔡元培把求学与做官，宗旨不同，后果则大不一样的道理说得泾渭分明，使人耳目一新。他强调要“砥砺德行”，首先提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为此，他勉励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并提倡开展正当娱乐，各类社团活动蓬勃开展，皆与学校最高领导的重视、大力提倡推动有关。他要求敬爱师友，相亲相爱,互助互勉,讲究精神文明。蔡元培的就职演说犹如空谷足音,这是他给全校师生发出的第一道改革动员令。
随后,他又发布了一个通告:“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原来,学生有事与学校当局接洽，须写呈文，待校长批复之后，公诸告示牌上。革除这一近乎官衙的形式，使学生们又感觉到某种清新气象。
到1月中旬,主编《新青年》杂志、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出任了文科学长。这一人事安排使敏感的人们真正领悟到新校长整顿大学的决心和魄力。从此北京大学开始了良性巨变。
整饬北京大学的风纪，改变这所最高学府在社会上的腐败形象，是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初即已确立的目标。
他在校内的学术风气初步确立时，开始着手正面触及这个“难题”。1918年1月,《北大日刊》发表了校长撰写的《进德会旨趣书》，随之，校方向师生们散发了参加该会的志愿书，一股“进德”之风迅即吹拂于校园之中。作为一个清正自守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对弥漫于清末民初社会上的污浊风气十分反感，民国初年他列名发起“六不会”、“社会改良会”等，希望矫正世风，但实效甚微。袁世凯当政时期，收买议员，鼓动帝制，挥霍公款，投机钻营，世风日下，谬种流传。蔡从法国归来，目睹江浙一带教育实业者无不以嫖赌应酬，内心倍觉伤感。及至进京，方知此风尤甚，官僚阶层姑且不论，堂堂最高学府内竟存在什么“探艳团”、“某公寓之赌窟”之类名目。一些师生打牌听戏捧坤角，致使学校成为“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他在《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指出:“和德不修,祸及社会”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往昔昏浊之事，必有一部分清流，与之抗争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末有之现象。”
他在同学会和译学馆等小范围内提议实行禁止嫖、赌、娶妾的“三不主义”。北大进德会于1918年5月28日正式成立，通告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后,影响颇大,“立大会时,入会者近500人,其中教员76人,职员92人,学生300余人。各科学长和许多教授、行政负责人如王建祖、温宗禹、夏元瑮、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土马面初、马叙伦、徐宝璜、陈大齐等都入了会。学生中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廖书仓、康白情、张申府等也都是会员。以后会员人数陆续增加，还有一些校外会员。
进徳会以倡养个人高尚的道德为宗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忧虑与不满。他们力矫时弊，执著地开辟一块“净土”，其精神境界委实令人敬佩。它对当时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以及在改变观念、扭转校风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蔡元培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教育实践经验，深深知道要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建设好一支有真才实学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而诱发其研究问题的兴趣，这是培养良好校风提高教学质量的不二法门。因此，他以极大的精力从各个方面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所谓“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其含义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学术水平高。蔡元培在用人上一直坚持“唯才是举”的方针。过去在教育部，他以此标准延揽人才，而今在北大仍以此为原则罗致教员。他在《北大22周年开学式之训词》中明确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标准。二、热心教学，不尸位素餐。他认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因而他要求教员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反对“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他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明确学术水平逐年提高，以至积为一部学术著作。三、要求教员为人师表，能为“学生之模范人，以整饬学风”。他认为:人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但他很提倡为人师表，提倡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所以,他聘用的教员一般都是德才兼备者。倘有个别恃才欠德者，他以“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为标准，否则不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也要进行适当处理。为了延揽人才，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以教授为限的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聘任委员会为机动灵活的引进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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