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又有哪些因素阻碍环境行为的发生？
这是环境教育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回答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答案相当之复杂。
Kollmuss & Agyeman (2002) 重要发表
2002年Kollmuss & Agyeman发表她们重要的论文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中，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在《环境教育研究》杂志（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位列第一。发表后的十六年间，截至目前此文已经有72975次电子阅读，1790次引用。由此可以判断，环境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努力去解决“什么因素会有利于促成环境行为”这一问题。
Kollmuss & Agyeman（2002）指出，尽管已经有数百项研究，开发了许多理论框架，用以解释环境知识和觉知与采取环境行为之间的差距，但是仍然没有明确的、决定性的解释结论。所列举的最具影响力和最常用的一些理论框架，在某些情况下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什么促成环境行为”的问题是既复杂又有争议。她们也分析发现影响对环境行为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在根据Fliegenschnee & Schelakovsky（1998）受Fietkau & Kessel（1981）启发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环境行为”复合模型。
Kollmuss & Agyeman 提出的环境行为模型
十六年过去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发生很多变化，面临的环境威胁，加剧了应对挑战的紧迫性。“环境行为如何养成”依旧是一个需要发现的关键问题。《澳洲环境教育杂志》最近一期特刊，有一篇文章（Siegel et al, 2018）恰逢其时出现，给环境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新的、不同的故事，重新总结养成环境行为的假设和做法。
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数个领域，都涉入了探讨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之研究，跨学科的视角预见了广泛的因素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十多年里，这一主题的几篇文献回顾共同确认了环境行为养成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重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对促进环境行为更为具体化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环境认同、环境态度、动机、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控制感是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
扩宽环境知识与觉知的定义
新语境下，Kollmuss & Agyeman一文中两个重要概念“环境知识”和“环境觉知”的定义需要更新。环境知识的定义不能过于笼统，有必要区分不同层次的知识，如Jensen（2002）把环境知识的定义扩大到“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和Frick, Kaiser & Wilson（2004）认为应该额外考虑“系统知识”、“与行动相关的知识”和“有效性知识”。如果环境知识的定义能扩大至此，那么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的差距会缩小。“环境觉知”被定义为“了解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如今身处全球资讯随时获取的时代，环境信息的可获得性已经令环境知识和环境觉知间的界限变得非常细微，难以识别。试问环境知识和觉知是否还有必要加以区分？
环境行为的新定义
环境行为同样需要重新定义。环境行为也被分为直接和间接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多年来这一简单的二元分类为很多环境教育工作者所采用。自2002年以来，可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大大增加，如垃圾回收和使用节能灯泡等以前被归为直接行动，现在已成为发达国家许多公民的日常习惯。还有采取环境行为的动机可能出于经济方面，如免于支付垃圾清运费而进行垃圾回收，或者是个人方面，如由于追求健康或社会地位而购买有机食品；像零废弃生活方式既有直接行为，也有间接行为。所以，当前环境行为的定义需要包括的范围更广。
Macy & Brown（2014）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与地球的生命系统和谐共处”的行为组合，这种行为包括了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社会结构转型（如经济、食品和能源供应）和促进意识和价值观转变的活动。结合Macy & Brown的环境行为定义和后人类主义理论（注：简而言之，去人类中心主义），Siegel等人（2018）提出了一个环境行为的新定义：“Behavior that is enacted by an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of companion species that diminishes harm and contributes to the ecological health of the Earth”。
环境行为的森林故事
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众多，而且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之间又存在交互作用，追求简单性和实用性的模型难以体现实际的复杂性。Siegel等人（2018）提出的环境行为模型是将不同因素促成环境行为想象成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片森林包含着一张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网，有土壤、真菌、植物、动物、水和空气。如同树木生长需要扎根于土壤，适宜的光照和水分，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文化、种族、教育、宗教、年龄、经济阶层和性格等）为促成环境行为提供养分；而扩宽的环境知识定义和价值观可以视为森林中种类多样的树木。如同植物需要动物的支持，例如授粉和施肥，促进环境行为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动性（agency）。如同森林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种环境行为可能会激励其他环境行为。如同生态系统不仅是地上部分还有地下的盘根错节，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环境行为也面临新条件的适应问题，可能遭遇障碍或者变成生活习惯。这些行为无论是轻微的还是深刻的，都影响了正在发生的环境变化。
“环境行为的森林故事”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后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对于研究和发展集体环境行为也非常有用，还鼓励环境教育工作者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的概念来指导实践，设计多学科的学习单元，扩充教学工具库，凝聚教育伙伴深度联系网络。
参考文献：
Frick,J., Kaiser, F. G., & Wilson, M. (2004).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conservation behavior: Exploring prevalence and structure in a representativesamp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1597–1613.
Jensen,B. (2002) Knowledge, Ac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EnvironmentalEducation Research, 8:3, 325-334, DOI: 10.1080/13504620220145474
Kollmuss, A. & Agyeman J. (2002).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behavior?,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8:3, 239-260, DOI:10.1080/13504620220145401
Siegel, L., Cutter-Mackenzie-Knowles, A., & Bellert, A. (2018). Still ‘Minding theGap’ Sixteen Years Later: (Re)Story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4(2), 189-203. doi:10.1017/aee.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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