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第十二》23：情理，情理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向孔子讨问与朋友相处之道，很显然，他是遇到了具体的情境。单纯从这段文字来看，这个具体的情境已经没有线索了。
孔子的答语，“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很显然也是针对子贡的具体问题来的。
中国人常讲：“情理之中”，与这个“情理之中”相伴生的是“意料之外”。为什么能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呢？
“情理”是立人之本，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共识。但对于“情理”之事儿，不同的人一定会看到不同程度的“情理”，而这个不同程度的“情理”真正说开时，又必然是大家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意料之外”。
回过头来，再来看孔子的建议：
一、忠告而善道之
既然是自己的朋友，朋友所行，有不妥的地方，当然要处于对朋友的忠诚给与必要的忠告。
朋友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全靠“信”来维系。朋友间如果失去了“信”，也就失去了作为朋友的根基。
朋友有过，给予必要的忠告是朋友之信。
朋友之间，既非父子，又非师徒，相互之间只能互相影响和劝导。因此，孔子讲“忠告而善道之”。“忠告”是本分，是理；“善道之”是情分，是情。在情在理，是谓情理。
封建社会，特别是有宋以来的相对完备的时期，有“文死谏”的说法。文官大臣，常有死于谏言的志向，甚至有诤谏而死无尚光荣的传统。这种过分极端的传统，本质上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
本质上，谏言应该是为了主政者，为了政治的清明和长治久安的。一旦到了宁死而谏，甚至为死而谏的程度，真正成就的反而是谏言者本身的节操和名誉。反倒让主政者陷入到道德的审判席，成为人人笔诛口伐的对象。
实际上，朋友之间的“忠告”也是如此，到底是为了朋友，还是为了显摆自己，幽幽昧昧，只有行事者的内心才能明辨。若非要从外行而印证之，大概只有看是不是有“善道之”的结果了。而这个“善道之”，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人物——被劝人。这个世界的确是“听人劝，吃饱饭”的，但也绝对有不听劝的主儿。
二、不可则止
“不可则止”，这个“可”的尺度又在哪里呢？
什么情况下“可”，什么情况下“不可”？
“忠告”是必不可少的，但因为是朋友，“忠告”自然还得回到“善道之”上。遇到听劝的朋友，劝动其回到正道，“不善道之”也算是“善道之”了。遇到不听劝的主儿呢？大概只剩下两种选择了。一是知不可为而干脆放弃，形成“不可则止”的结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善道之”之能，成则欢心，不可则于朋友而言已尽力而为，于自己而言已有所交代。最终——不可则止。表面上看，两种态度最后形成的都是“不可则止”的结果，前者是向外的交代，后者更多的是向内的交代。向外的交代，可以“骗过”所有人，唯独骗不过的是自己的内心。
三、毋自辱焉
孔子讲“毋自辱焉”，这个“辱”从何而来？
很显然，“辱”和“止”有关，和前面讲的“不可”有关。
明明知道“不可”了，还不能“止”，实际上便超出了“情理”，“辱”不过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个“情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到底便是从自己的心出发，关注自心与自身，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内心来。这一来一回，表面上看平淡无奇，实际上正是一次又一次发自内心，回到内心的训练和滋养，成就了中国人好情理，长于情理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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