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本地民间口口相传着一个历史传闻，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瘟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甚至山中很多村庄都成了无人村。直到后来人走进那看似完好的房舍，只见森森白骨卧于床，帐幔被褥看似整齐，但触之随即化做齑粉，十分诡异凄凉……
客家人辗转迁徙的历史源远流长，由北往南，一路撒下勤劳奋进的汗水，让客家文化四处生根发芽。
秦汉时期，由于北边匈奴和东胡游牧民族的侵入，加上各种自然灾害，黄河流域中部和洛水一带的中原汉族，开始了南迁。先行的中原灾民定居在华南，成为“本地人”。从东晋“五胡之乱”时开始更大的南迁，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中，历经了五个时期，由于比前面的“本地人”迟了一个时期，后面的人被称为“客家人”。
直到清朝同治六年始告结束，期间同样为了躲避战乱，或者天灾，往东、往西、或北迂，客家人在历史上出现了多层次的迁徙路线。
“插草为标”，是先辈们迁徙事迹中，留给后辈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词。待停留在荒芜适宜处，选一荒地，四周用草插为标记，代表着这块地的临时归属，提示后来的人不要再越界争抢。
“吴头楚尾”，无名无争古艾“桃源”地
因先秦楚、吴、越等古国，形成了比较强势的文化品牌——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江西北部，就位于这两大强势文化的结合处，并反复被吴越与楚国争夺、拉锯，故也称“吴头楚尾”。
据考古专家彭适凡先生考证，最晚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势力已达到赣西北境，延伸到今九江、南昌，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延伸到了宜春、萍乡一带。因此，江西习俗深受吴越文化、荆楚习俗的合并影响，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渐渐呈现了另一番风貌；在中原文化和赣鄱先民传统文化的结合下，铜鼓的外来客家文化，也就有了自己的民俗特色，在客家系中，被独立划为“怀远客家”。
铜鼓县，地理上是赣西北与湖南界毗邻的一片丘陵地带，总面积1551.94平方公里。
解放前，进山道路多艰险，遇洪灾时，山路常被冲毁，就只能以竹筏或船只沿修河出入。
也有分析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指的就是修河源头的铜鼓。而陶渊明当时隐居的浔阳柴桑（九江市西南），与修河正好一脉相连。文中所提到的“武陵人”，有可能就是武宁县境内之武陵岩（海拔1547米，武宁境内的最高山峰）那一带的人。
《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一直是千古之谜，古今政客名流、文人逸士前仆后继，寻踪觅迹无一如愿。铜鼓在地理上的巧合处有点多，但不管是不是陶公笔下的桃源，只说铜鼓在当时交通闭塞的环境下，与世隔绝的清幽肯定是有的。
在汉、吴、晋、南朝，铜鼓均属艾地管辖。古艾，是指现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艾城镇及周边区域。
艾国，是中国商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道光版《义宁州志》卷二《艾县考》中有：南昌之州，龙安之场。上缭艾县，古城之岗。《左传》载：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出居艾。去州治百里，地名龙冈坪。士城故迹在焉。春秋属吴，越并吴，属越。战国显王四十六年，楚威王破越，尽有吴地，艾入楚。秦隶九江，汉封濞于吴地，仍吴。隋，开皇九年（589年），艾入建昌县。唐，武后长安四年（704年），析建昌置武宁县，艾入武宁县……
一直到万历五年（1577年），抗倭名将邓子龙奉命清剿农民军李大銮，任守备驻军于此。
因城东有一“铜鼓石”，流传着“许旌阳斩蛟龙”剑劈巨石的传说。邓子龙领兵路过，看见巨石中间的裂缝犹如刀劈斧削，便挥笔题下遒劲的两字“试剑”，铜鼓石从此又称为“试剑石”，驻军辖区设为铜鼓营，邓子龙成为铜鼓名字在官方的首位开创者。
宣统二年（1910年），以义宁州铜鼓营为铜鼓厅，改为今天的铜鼓县。铜鼓与修水相距仅一百三十多公里。
但在铜鼓营之前很长一段历史长河中，铜鼓县都是以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无名身份，附属在艾地修水义宁州等等行政区的头衔下。
蛛丝马迹，历史上难以逃避的天灾人祸
历史上中国不乏瘟疫天灾等大事件，但在铜鼓县民间广为流传的那场“人瘟”，却并没有官方文字明确记载。
都说江西是个很没存在感的省，哪怕近代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故事，都没有很详细的记录，更不要谈及古代的铜鼓。其实江西大部分地方都如此，从历史上，就没得到好的待遇，也怨不得外界来无从去认知关注。
有民间学者追随官方或民间稀有的一些文字痕迹，也尝试去探寻传闻中那场“瘟疫”的真相。
据资料显示，客家人来铜的时间，有明代嘉庆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的记载：
“一批福建人因避倭寇之乱，逃至江西，在宜春北部，'三关九图”之地，开山种地，起初人不多，而且春至冬归。后来广东人也纷纷迁来，增至数十万人，在宜春、万载等地搭起亭棚，长期定居。”
于是，客家人那时起也被称为“棚民”或“山地人”。
到康熙十年（1673年），发生“三潘叛乱”，福建、广东又有一批客家人因避战乱迁入萍乡、宜春、万载等县。一直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江西人口达2365万。
铜鼓县志只对明末清初时期人口锐减做了一个简单概述："连年兵燹、又时遭水旱灾害"。
而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宁州知州班衣锦奉谕，向闽西、粤北、赣南等地招民垦荒。然而，并没有之前铜鼓发生过致死流行疾病而导致本地人锐减的记载。
学者不放过蛛丝马迹的追寻。继续在三都袁姓族谱中，发现清楚记载了太平天国运动，但对于口述相传有屠戮百姓的事，族谱却没有留笔墨。但意外的是，有李自成几万大军到过铜鼓的记录：“无如痛遭甲申闯变，继以丁亥奇荒，我族虽庶流避四方。”
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只短短四十天，就南下败走。一直到江西九江，计划穿过赣西北过湖南。在主力部队通过湖北通山县和江西修水交界的九宫山时，李自成发生了意外，闯王死亡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但大顺军几十万大军，从那时起就消散了。
从修水穿过赣西北，按现在的途径，都必须经过铜鼓地界。修水有发现李自成部队的练兵场，而修水离得也不远，李自成到过铜鼓，也就没什么可质疑的。
据说李自成的到来，给铜鼓人无论是财产还是人口数量，都造成了空前的打击。以至于现在的铜鼓县，明代建筑几乎绝迹。从袁氏族谱描述的“痛遭”来看，学者认为这是铜鼓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 。对于丁亥奇荒，也有迹可循：
《袁州府志》述：丁亥奇荒，斗米万钱，殍死载道，人尽死亡，甚而绝甲绝图，一望无际，百里烟消。可怜有粮田产，尽是长林丰草。斗，有丁无户，有差无名，上年奉上均补。
万载高村李氏族谱：“清初，顺治三年丙戍夏秋大旱百有余日，赤地千里。四年丁亥春大水奇荒凡六阅月，百姓饿死枕籍，白骨如山，谷每石八九两，民多阖户死者。”
“兵燹、天灾”一切线索印证县志里简单的记录。
其实，还有一个历史重大的转折，公元1644年，清朝的军队趁乱大举入关，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进入山海关内，开始了在全国的统治。
满清转战烧杀37载，对汉人赶尽杀绝，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6000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整个国家“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而江西南昌的大屠杀，死亡就有约20万人。这算是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场浩劫。
但根据山里大部分客家族谱的记载，这波客家先祖迁入本地的时间，大都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左右，也有更前一些的，后面也源源不断。这个时候，闯王还没到北京，而崇祯的王朝，此刻正因为连续不断扩大的旱灾、鼠疫，在风雨飘摇中。在这个时间点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客家族人也同样是亲历者、见证者，不需要用“传闻”这个词。
因此，民间学者搜寻来的文字线索，只是展现了在明末清初，封建王朝更替下，华夏儿女遭受的历史磨难。
传说里，当客家人到时，田地上已经长起了双臂都无法合抱的松、樟等林木，阴森的原始森林完全占领了这里，老虎、豺狼等动物随时出没。但自然的统治，也是需要时间的。
时空深处兴衰事，人都去哪儿了？
那场传闻中的瘟疫，全县只保存下“刘、帅、陈”等四五个姓氏。今天，这几个姓的人依然讲完全区别于外来客家话的方言，他们现今已被视为这里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
客家人的迁徙之路，就是一部历险记。刚到时，并不会被当地人接纳，没有交流，也是正常。根据当时林中残桓断壁下遗留的信息，客家人知道了这里以前的一些地名。比如刘家湾、林家湾、赵家塅、鲁家湾……从山间的坟墓碑文上，也知道了当地曾有过柴姓、樊姓、罗姓、潘姓等，还有无处不在的屋宇瓦砾和耕种过的土地。
然而，所有一切的遗址痕迹，只代表了这里曾非常兴盛繁荣，这些只存在于历史上的姓氏，老百姓不会去多加考证人都去哪儿了？只统一认为，这些人家都是在那场瘟疫中死绝殆尽，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回事呢？
虽然先民在村中发现最古老的墓葬，是明朝的青砖块砌筑，长方形、拱形卷顶等特有形式。但在铜鼓县温泉镇，考古专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和汉墓证实，早在三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唐代之后，开始有了文化启蒙。
早有人分析过，江西历史上的人口和经济变迁，由于在农业社会，人口密集往往就意味着经济的强大，所以从人口上来看，实际上江西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其实是在元代，在1290年，江西人口数量达到1425万。洪武年间，承元明更替战争的破坏，江西剩有898万余人；以后是长期安定，可是到百年后的弘治时期，竟减为654万人；又过八十余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时，整个江西人口只剩下585万（有大量隐户）。
明朝初期减少还算正常，朱元璋施行了“江西填湖广”的政策，造成江西人大量往外迁移。但一代人比一代人少，到最后达到历史最低，只有585万，就非常不正常了。
也有历史考证说，到了明中后期，统治者对江南地区陈友谅残党心怀芥蒂，怕对政权构成威胁，于是江西地区长期受到统治者的歧视，被施以重赋，这导致江西成为全国赋税徭役最重的地区，百姓苦不堪言，为了逃避赋税，才导致人口大量流失。
而历史学家还认为，江西有尤其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隐户“现象：
“官僚地主、豪绅恶霸疯狂兼并土地，转嫁田粮差役，迫使农民破产逃亡，大批的逃亡者，有的转死沟壑，有的投入势要，为家奴佃仆，有的藏进深山，砍山耕活……”（《明史》卷182，《刘大夏转》）
而据史料记载：1577年邓子龙到铜鼓开辟营房时，带了3000余名士兵进驻铜鼓生息，其地人口突破数万，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县的百姓人口数实际只在六千多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据今天尚在的老人回忆：
民国初期，铜鼓人口数为21万余，经过抗日和解放战争，官方统计铜鼓有2.8万多人为革命英勇牺牲，其中在册烈士1.8万多人，占江西省在册烈士的7%。战争是个漫长的过程，实际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可想而知了。就现代优渥的生活条件下，铜鼓人口数目前也只维持在14万人不到。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万历五年，铜鼓人口数确实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了。几千人，是统治不了这里1551.94平方公里土地的。
不管瘟疫是不是压倒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但缓慢消耗的事实也确实存在，在天灾人祸继续恶化下，这几千人又能维持多久呢？
而且，在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三次大旱灾，每一次还引发了鼠疫。明末清初更出现非常反常的天气，年平均气温非常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连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专家指出，明朝灭亡後的1650—1700年间是整个小冰河时间中最寒冷的时期之一。
鼠疫的阴影，从很早就一直纠缠着大明王朝，李自成能灭了明朝，也少不了鼠疫造成的干扰，包括闯王短暂的皇帝生涯，都离不开鼠疫的影响。据说老鼠身上的虱子怕马身上的味道，所以草原军队没有受鼠疫影响，也捡了这个便宜。而当时染上鼠疫的闯王军队，还成了移动的传染源，走到哪，瘟疫就带到哪里。
鼠疫恐怖的景象，《山西通忘》卷26记载了万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
没多久，瘟疫又传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如果铜鼓当时也遭遇了疫情，在人口不多，交通不畅，信息不能及时送出山外的情况下，官方没有及时察觉，疫情因为没有人员流通，没有往外扩散，或也就因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是可能的。或也就造成这一波客家族人看到那番荒芜景象，也似乎能在情理之中了。
明初有“江西填湖广”，康熙年间又“湖广填四川”，移民作为文化的携带者，必然引起迁入地的变化，进行文化适应的阶段，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封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客家人也已经完全融入到不同民族中去，不断发扬光大着客家人独特的风情气质。
回首，铜鼓民间流传的那一场“瘟疫”，也只是先民们迁徙路上，一道平常风景。他们总是不停赶往最荒芜的地方，到最恶劣的环境去，处处种下生活的希望。传闻里的那场“瘟疫”，成为时空里静止的画面，他们是来与时空对接的人，唤醒沉睡的土地，打破沉静。“插草为标”，是客家人用勤劳质朴的精神，包扎起历史破碎的创口。那些传说中的故事，就像遥远的玛雅文明一样，神秘而传奇，悄悄埋进时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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