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顾名思义，就是考据古代人物和风物，包括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以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古，主要是考查自古以来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遗址、遗物，从中得到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
考古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近代开始的。从前是没有考古这一说的，在欧洲盛行的是四处搜寻宝藏的探险家，在中国有以青铜器和碑帖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均是从侧面达到了补充历史的目的。
中国是个传统的王朝国家，几千年间未曾间断，新朝的统治者为旧朝修订正史已是成例。漫漫五千年，形成了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正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汉以来的列代大儒以这些正史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形成了以考据正史为主的“训诂学”。这种考据文献的学问，不免陷入主观臆断。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列强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在列强还没有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前，我们的老祖宗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纸醉金迷，固守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多少金戈铁马都沉睡在了中华民族博大文化的温柔乡中。
1840年的一声炮响，惊醒了国人，也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彻底走向衰亡。炮火带来了苦难，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曙光。清末的有识之士，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得疟疾，在药材铺买回的一味中药“龙骨”上发现刻划着很多图案符号。素来对金石有所研究的他，便认定这是一种文字。可惜的是，王懿荣尚未来得及进行细致研究，八国联军已兵临城下，慈禧仓皇出逃，国子监祭酒羞愤难当，留下一句：“吾义不可苟生。”服毒坠井殉了大清国。
这时，一位不世出的大才登场了。
梁启超评价他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他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率先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文献记载与地下考古发现相互印证，为中国史学界正本清源，留下了宝贵财富。王国维解读了甲骨文中商王名字，并确定这些名字与历史记载的谱系高度一致。
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日本侵略的肆无忌惮，爆发了一场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口号，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历史学界转向现代科学体系发展，诞生了怀疑文献记载真实性的疑古派，代表人物是创立“古史辨”的顾颉刚。
顾颉刚率先使用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解说历史，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谋而合。虽然此时已确认了商王谱系，但要证明商王朝的存在，必须发现商王朝的遗址做证明。彼时商人贪利，刻意隐瞒龙骨的出产地。在此之前，已不知有多少龙骨化为药粉，历史化为药汤，令人扼腕痛惜。
在当时，还有很多外国考察队游荡在中华大地上。
瑞典人安特生先后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现彩陶，之后又在北京郊外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化石。
日本人在东北伪满洲国，尤其是辽东半岛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察。
在丝绸之路上，更是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马克·斯坦因、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等多人进行探险，敦煌文书流失海外，能仅仅责怪一个小道士王圆箓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就是傅斯年。
如此背景下，傅斯年立志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自1928年开始，他指派董作宾到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安阳小屯做先期调查，而后任命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担任考察队长，对安阳殷墟进行正式发掘考察，其间共持续进行了十五次，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这段历史可参阅《南渡北归》）
然而山河倾颓，生灵涂炭，考古工作实在难以开展，殷墟遗址的发现和众多文物的出土，可谓生不逢时。由于战事频仍，国民党政府步步后退，殷墟文物和故宫文物也随其四处转移，从安阳至南京，从南京至长沙，从长沙至昆明，从昆明至李庄，最终辗转流离至台湾。如今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京与台北两地，正是由此而来。
董希文作品《开国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风华正茂的学者们也如国宝文物一般，做出了人生道路的抉择。傅斯年、李济等人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撤退到了台湾，留在大陆的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学者则加入了新中国成立第二年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当时全国的考察与发掘均由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另一方面，新中国积极培养年轻人才，于195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历史系考古学专业。
如此，以学术机关与教育机关为两轮，新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走上了发展之路。1954年，考古研究所成功对西安半坡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考察。而后，北首岭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山西省西阴村遗址等意义重大的遗址都得到了发掘考察。北大学者们也在同时期对日后成为中原陶器编年标准的洛阳王湾遗址和元君庙仰韶墓地进行了发掘考察。
十年浩劫到来，三大学术杂志《考古》、《文物》及《考古学报》被迫停刊，很多考古学研究也不得不中断。
1978年12月，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路线实施之后，中国经济得以恢复并开始加速发展。随着经济条件的日益提高，考古学研究得以在中华大地再次活跃。与此前不同的是，各地博物馆及大学，还有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均开始了独立自主的考古调查研究。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大学术杂志，各地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行地方考古学的专业学术杂志。随着各地出版物的增多，以这些丰富资料为背景的研究活动也日益深化，从而形成了学术资料和考察报告相互分享的学术环境。
一方面，好的学术环境利于新的研究成果的发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显现，经济差距直接体现在预算差距，直接导致了各地研究进展的差距。
经济发展给中国考古带来的巨大刺激，一是出版物增加，印刷技术的改善使得学术报告展现更为全面，但是价格昂贵让一般学者望而却步，个人研究活动难以为继；二是各地研究进展的差距，让考古变得功利化，主要是过分保护研究成果，各地方研究缺乏学术交流，抢夺名人效应这些不应有的恶性学术竞争屡见报端，贻笑大方。
中国考古有着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仍然有着诸多不足，但我们希望中国考古学界能为老百姓揭开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肯定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文明性，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无戒九十天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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